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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妈当然比我懂的多，晓得人民政府讲的到做的到，坦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坦白人民政府也会晓得的，那辰光，对自己就不好了。”她望了姨妈一眼：姨妈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头微微歪着，出神地听她说话。她了解可以再说下去，“为了姨父，只有劝姨父坦白，才能挽救姨父啊。”
姨妈突然把眼睛对她一瞪，说：
“这些我都晓得，还用你说。”
姨妈心里想：城隍菩萨和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徐义德的，因为她已经许下了愿。
“吴兰珍，吴兰珍！”
这是徐守仁在楼下叫唤的声音。
吴兰珍走到姨妈的卧房门口，提高嗓子，对楼梯口那个方向应道：
“我在这里，有啥事体呀？”
“快下来，快下来啊！”
这一次徐守仁的声音比上一次高而清晰。他走到楼梯那里，按着扶手，抬头对楼上叫。
吴兰珍以为有紧急的事体，连忙飞一般地跑下楼来。
徐守仁手里拿着一把德国造的小刀，见她下楼来，上去一把抓住她的右手，说：
“快来，我们两个人比飞刀白相。”
天黑了，外边看不见，徐守仁一个人也白相的腻了；他摘下客厅外边墙上的木靶子，挂到客厅里面的墙上来，叫吴兰珍下来陪他白相。她看见小刀和木靶子就摇头：
“这做啥？”
“练飞刀！”
“现在是啥辰光？姨父在厂里‘五反’，你还有兴趣在家里练飞刀？”
“我，我……”徐守仁讲不下去了。他想：父亲“五反”，自己也不“五反”，待在家里，不白相做啥？林宛芝老是蹲在楼下看书，像是有意监视他一般，叫他不好活动。他本有意到书房里挑选一两件值钱的物事，偷出去换点钱花，林宛芝在那里，不好下手，多可恶！没钱不好出去，留在家里一刻也闲不住，他总想活动活动。他原来盼望吴兰珍下楼来和自己一起白相，热闹些，不料吴兰珍朝他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他不得不装出一副忧愁的样子，说：“实在闷的慌啊。”
“你为啥不给姨父想想办法呢？”
“我？我有啥办法！”徐守仁一屁股坐到客厅里的单人沙发上，闷闷不乐地说。他望着手里的德国造小刀，嘟着嘴，解释地说，“我不是经理，也不是厂长，我百事勿管，我啥事体也不晓得。爸爸也不给我讲。这几天他回来很晚，我看也看不见他，我有啥办法！”他讲到这里，把眼光从小刀上移到吴兰珍的脸上，理直气壮地盯着她。
她坐在徐守仁斜对面的沙发上，两根辫子垂在胸前。她两只手抓着右边那根辫子梢，出神地望着绕在辫子梢上的橡皮筋，想起学校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委对她讲的话：“你不是一个青年团员吗？在‘五反’中应该起啥作用呢？你的姨父是上海有名的工商业家，他那爿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很严重。你打算怎么样帮助他彻底坦白呢？”她在团支委面前保证：绝对不失掉一个青年团员的立场，要到姨父家里去帮助他。她感到自己的肩上担负着神圣的责任。姨妈的态度已经有些改变，徐守仁还是糊里糊涂，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姨父严重的五毒的不法行为。她要启发启发徐守仁。姨父很喜欢徐守仁，徐守仁讲话的作用比她大啊。她说：
“不一定要当经理厂长才有办法，……”
“哦，”他惊异地说，“那你的本事比我高强，我愿意甘拜下风，听你的！”
他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对着她一翘，钦佩的眼光注意着她那圆圆脸庞上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它掩藏在长睫毛下面，越发显得动人。她问；
“你晓得姨父厂里的情形吗？”
“不晓得。”
“听说沪江纱厂的五毒不法行为很严重。”
“啊？”
“唔。姨父不坦白的话，就要抓起来，吃官司，坐班房……
你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他想想也是的，假如父亲被关起来，那怎么办呢？父亲不在，他就是徐公馆的主人。他可以支配一切。他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没有人敢碰他一根毫毛。那他不是可以痛痛快快地白相了，也不必动脑筋偷啥出去了。他旋即否定了这个可耻的念头。他想到父亲。如果父亲被关进了监牢，自己哪能够忍心出去吃喝玩乐呢？他说：“是呀，有啥办法帮助爸爸呢？”
“只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
“劝他彻底坦白。”
“我劝他，行吗？”
“当然行，他可听你的话哩。”
“他听我的话？”徐守仁突然觉得自己了不起，真的变成一名“英雄”，好像自己有一股无上的威力，自己讲啥，别人听啥，精神因此抖擞起来。
“姨父最心疼你。”她知道他一贯好胜逞强，整日价就想做英雄豪杰，给他一个高帽子戴，要他做啥就做啥，如果说动了他，做起来，劲头不小哩。她说：“姨父最听你的话啊。”
他兴奋地站起来，拍一拍胸脯，大声地说：
“那好，我叫老头子彻底坦白。”
叮叮，叮叮叮……
客厅外边忽然传来一串铃声。徐守仁耳朵对着客厅门口，右手放在耳根子后面，在凝神地谛听。他仿佛从铃声里可以辨别出谁在揿电铃。他最初以为是楼文龙来找他，今天是礼拜六啊，多么好的时间啊。徐守仁蹲在家给姨表妹谈啥坦白不坦白，真扫兴。父亲坦白不坦白，同徐守仁有啥关系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已经飞到门口，在和楼文龙低声商量，到啥地方去白相？再一想，他的心又回到客厅，因为从那铃声可以辨别出门外的人揿的轻而稳，仿佛心情很沉重，没有一点儿年青人的火气，完全不像楼文龙过去揿的重而急。可是他又希望是楼文龙来，也许这次楼文龙有意揿的轻而稳呢。他拔起脚来，想出去看个究竟。他走到客厅门口那里，大门的电灯亮了，黑漆大铁门上的那扇小铁门咔嚓一声开了。
从外边走进来的是徐总经理。徐总经理今天和往常不一样：他穿着深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头上那顶布帽子几乎要压到他的眉毛上，远远望去，他的圆圆的脸上只有鼻子和嘴。过去他出去，气概轩昂，洋洋得意，到什么地方都引起人家注目，有意让人家知道，这位矮矮的胖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陈市长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徐义德低下了头，唯恐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位沪江纱厂的总经理。杨健率领“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他的头更低了下来。他脱下西装，穿上人民装，开口闭口工人阶级怎样怎样，你不知道他是徐义德，有时会误会他的人民装的口袋里恐怕还有一张红派司哩。以往他回家来，汽车还没有开到门口，司机就揿喇叭，门房一听见熟悉的林肯牌轿车的喇叭声，立刻就开好黑漆大铁门，站在门口等候徐总经理。最近门房得听电铃声。不坐汽车，黑漆大铁门也不必开，开那扇小门，徐总经理就跨进来了。
门口电铃声传到楼上，大太太和朱瑞芳都下来了。林宛芝捧着冯永祥借给她看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也从书房里走进了客厅。
徐义德走进客厅头一件事是嫌电灯光线太亮，厌恶地说：
“是谁开了这许多电灯？”
这是徐守仁做的事。他在家里总喜欢把一切电灯都开了，自己好跳来蹦去。他听父亲生气地质问，不敢正面承认，把责任推到老王身上：
“大概是老王吧。”
徐义德并不真的要追究谁开的电灯。他回过头去，把屋顶上那盏最亮的大灯关上了，把火炉上的两盏壁灯关了，只留下右边那一盏立灯。在米黄色的府绸的灯罩下，灯光显得柔和，稍为远一点的事物，这个灯光就照不到，靠窗户放钢琴那里几乎是模糊一片。徐义德在外边怕人见到，在家里，最近也不喜欢刺眼的灯光。仿佛灯光一亮，看到徐义德的人就多了似的。
徐义德坐在矮圆桌子面前那张双人沙发上。吴兰珍和徐守仁坐在他正对面那边双人沙发里，朱瑞芳和林宛芝则坐在右边靠墙那一长排沙发上。大太太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徐义德身边。她的眼光从他的头打量到他的脚，好像从他的外表可以猜测到最近厂里的“五反”情况。徐义德那身灰色咔叽布的人民装并没有告诉她啥。她关心地问：
“厂里情形怎么样？”
一提到五反运动，徐义德就生气。他恨不得离开上海，站在天空，痛痛快快大喊大叫几声，抛却那些烦恼的事，把自己的财产和资本家这个臭名义都扔掉，舒舒服服歇一会。徐义德有天大的本事，可是没有翅膀。他今天从厂里回来，对严志发说要细细想一想，好坦白。他本来打算到家里轻松轻松，想不到大太太一张开嘴，就给他提厂里的事。他把脸一板，说：
“厂里的事，提他做啥？”
大太太给顶回去，一时想不起哪能说才好。吴兰珍也摸不清姨父为啥这样，不好接上去说。
大家沉默着。老王刚走进来，见空气很紧张，连忙知趣地退出去。过了一会，幸好朱瑞芳打破了沉默，说：
“你讲讲，也叫我们放心。别的人我不晓得，”她的眼光朝林宛芝一扫。她知道今天冯永祥来看过林宛芝，两个人在书房里谈了很久，不知道讲些啥。她不满地说：“这一阵子，我待在家里总没有心思，老是惦记着你。”
徐义德没有答理她，脸上也没有表情，心情却平静了些。林宛芝靠在长沙发上，把《复活》放在膝盖上，搭了两句：
“别老闷在心上，讲出来，大家也好出出主意。”
吴兰珍听林宛芝讲话，有意把脸转过去，心里说：“整天讲究吃穿，懂得啥，还出主意哩！”
徐义德摘下头上那顶深灰咔叽布帽子，往面前矮圆桌子上一扔。这时候，他好像才感到自己三位太太都坐在旁边，全关心他的事；并且发现姨侄女就坐在徐守仁身旁。他漫不经心地问：
“你哪能不在学校里念书？”
“今天是礼拜六，姨父。我惦记你，特地来看看你。”
“今天是礼拜六？”徐义德怀疑地暗暗问自己。他最近一些日子是在糊里糊涂中过去，根本不记得哪一天是礼拜几了。他猛然想起究竟是在自己家里，家里人惦记他，姨侄女也惦记他。他在家里感到了温暖，这里还有不少人惦记着徐义德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还不是那个样子。”
“检查队走了没有？”大太太焦急地问。
“杨部长可厉害哩，不解决问题，他会走？”
朱瑞芳生气地说：
“那就让他住下。”
“他住下不是光吃饭睡觉的，”徐义德想起最近厂里闹的热火朝天，车间工人开会，公司职员开会，三两个人走在路上都是嘁嘁喳喳地谈论。“五反”检查队老是找人谈话开会，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谈啥。梅佐贤也不知道，甚至陶阿毛也不照面，即使见了面，也吓得远远避开了。自古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正是陶阿毛卖力气的机会，料不到他不起作用。他自己不好去接近，得告诉梅佐贤。梅佐贤这家伙是个胆小鬼，近来的态度也有些变。他大概看见徐义德不吃香了，有意避着不见面。徐义德一个人像是闷在鼓里，厂里的事不知道，而“五反”检查队的同志，比如严志发吧，见了他也不催也不急。越是这样，徐义德心里越是没底，有点沉不住气了。杨健带着“五反”检查队住下去，徐义德担心他那老底子会给翻得一清二楚。他显出自己无能为力，说：“不走，当然住下。”
“不走，请他走！”徐守仁拿出手里那把德国造的小刀子，雄赳赳的神情像是准备帮父亲把检查队打出去。他气呼呼地说：“也不是他的厂。”
“人家是政府派来的检查队，谁敢请他走。”
大太太同意丈夫的话：
“那是啊。”
吴兰珍不了解徐义德厂里的情形。她想知道，又不晓得从啥地方谈起好。她从厚蓝布的工装裤子里掏出她一直好好保存着的三月二十六日的《解放日报》，看了大家一眼，最后对徐义德说：
“姨父，我念段新闻给你们听，好不好？”
徐义德正懒得谈厂里的事，念段新闻调剂调剂，倒也不错。他信口应道：
“好吧。”
吴兰珍走到米黄色的立灯旁边，高声朗诵：
“我们根据政务院所批准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也同样大体把上海十六万三千四百户工商业分为五类：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基本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我们并拟放宽尺度，规定凡违法利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