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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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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想起徐义德在五反运动开始以后,曾经单独找他谈过的话:“我一些犯法行为你是参加的。我要是吃官司你也逃不了。检举我,沪江纱厂罚光了也不够。这样,你的高薪职位到啥地方去找?当然,将来大家都检举了,你不检举也不行的。你也可以检举检举,检举那些小的,大家晓得的事体。比方说卖出那笔旧麻袋,没做进销货,漏报营业税、附加税和印花税六十五万元;还有自用斩刀花做托儿所的棉被和门帘,也没有做销货处理,当然也是偷漏税的不法行为;这些我都坦白了,你可以详详细细的检举。可以讲的,你就讲。你要晓得,你自己也是有问题的。只要你好好努力,你的薪水将来还可以增加的。”徐义德这几句话,在他的脑筋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徐义德给他想的多周到,以后还要加薪水。他想到这里,反问自己:勇复基啊,你去检举,怎么好拉下这个脸皮,将来不见徐义德了吗?徐义德待你这样好,能够恩将仇报吗?不对啊。并且,你去检举徐义德,也连累自己,勇复基的手面也不干净啊。那么,你不是检举徐义德,简直是检举自己。勇复基,你不为自己打算吗?不能,绝对不能啊。
  他把脚步转向办公室的方向走去,没走两步,迎面看见工务主任郭鹏走来。他指着红墙上的标语暗示地向郭鹏望了望。郭鹏机灵地回过头去,看看四周没有人,便对他说:
  “那边走走吧。”
  “好的。”复勇基跟着郭鹏顺着清花车间的墙边走去,低声地说,“韩工程师归队了。”
  “我听见广播了。”
  “我们不坦白,怕不行了。”
  “为啥?”
  “他检举了那个人,”勇复基指的是徐义德,说,“会不提到我们吗?”
  “提就让他提吧。”郭鹏满不在乎,在太阳永远照耀不到的有点潮湿的墙边走着,一边说,“总经理说,共产党重视证据的。口说无凭。韩云程检举徐义德,对我们这些人总得留点情面。难道以后就不在一道工作了吗?”
  郭鹏一提到韩工程师心里就有些不满意。他觉得韩工程师是挡住他向上发展的绊脚石。如果没有韩工程师在自己的头上,恐怕他早已当上了工程师。“五反”开始以后,梅佐贤不是就说过徐总经理很想提拔他,只是要等适当的时机。郭鹏把这个适当的时机迟迟不到来误认为韩工程师在作祟。别人提起韩工程师,他总是叫他韩云程。
  郭鹏愤愤地又加了两句:
  “当然,韩云程这家伙也难说,谁晓得他昧着良心检举些啥。人心隔肚皮。谁也料不到他会检举徐总经理,真棘手!”
  “韩工程师不去管他,”勇复基只是在想自己的事。他没有心思去管别人。他想跟郭鹏商量商量,好给自己拿个主意。
  他说,“我们怎办呢?不检举,行吗?郭主任。”
  “不检举有啥不行,这种事体要自觉自愿,杨部长再有本事也不能强迫命令。我们也不是资本家,怕啥,笃定泰山。”
  “可以不检举吗?”
  “那还用说。”
  “啊!”勇复基还有点不放心,想了半晌,又问,“真的行吗?”
  郭鹏正要回答,忽然听到前面有脚步声传来,他就把到了嘴边的话吞了回去。来的是钟珮文。
  杨健听完余静汇报和韩工程师谈话经过,他很高兴,认为缺口已经突破,要抓紧这个时机,竭力扩大战果。他立即把钟珮文找去,要他马上把这消息广播出去,并且要在下工以前到处贴上标语和漫画,来动摇徐义德影响下的人心。钟珮文布置好工作,他亲自广播了消息,然后到处去检查一下标语贴的怎么样。
  郭鹏见钟珮文走来,他顿时改了口,大声说:
  “韩工程师真好,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勇复基忽然听他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他不知道怎样答话才好,只是“唔”呀“唔”的应了应。
  “我们也欢迎你们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钟珮文说。
  “唔,”勇复基结结巴巴地说,“是的。”
  郭鹏却老练地咳了一声,借此想了一下,镇静地说:“那当然,我们都要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来的。你不欢迎,我也要来的。当工人阶级最光荣不过了。”
  “那很好!”钟珮文对着他们鼓掌,转过身去,又检查别地方的标语去了。
  勇复基怕再遇到工会里面的人。他对郭鹏说了一声“再见”,就连忙回到会计室来了。
  勇复基坐到靠背椅上,望着面前的传票和算盘,心还是怦怦跳着,宁静不下来。勇复基在会计业务上是出色的能手,三天不记账,单凭他的记忆,也漏不下一笔。可是他自己这笔账怎么也轧不平:钟珮文那样热情欢迎他们回到工人队伍里来,这时不去靠拢、检举,难道敬酒不吃吃罚酒?工会这样耐心地启发、等待,又这样热情欢迎,还有啥说呢?应该下决心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了。再不检举徐义德也实在说不过去。别人还可以说没有材料啊,不知道呀,会计主任勇复基能这样说吗?三岁小孩子也不相信。徐义德一些五毒行为能够不经过勇复基的手吗?勇复基会不知道吗?那沪江纱厂的账怎么记呢?瞒不过人啊。既然如此,那就痛痛快快地去检举吧,还落得个光荣归队,像韩工程师这样,多好呀!
  他推过算盘,打开抽屉,拿出几张白纸,摘下插在灰布人民装左胸袋上的派克自来水笔,立即在白纸上写了这样几个字:“我检举不法资本家徐义德下列五毒行为:一、偷漏税……”第二点,他检举徐义德在解放初期的套汇。这一点没写完,他的派克自来水笔就在白纸上停留下来了。徐义德套汇来的黑心钱,梅佐贤和他自己都分到过啊。这些事检举出来,勇复基不是也有罪吗?徐总经理讲得对:“你要晓得,你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这怎么能坦白呢?不坦白,又怎么办呢?只坦白一点,杨部长会相信吗?你眉毛一动,杨部长就知道你肚里的心思。杨部长把全厂的工人群众都发动起来,自己的事能瞒过工人的眼睛吗?不但工人,连韩工程师也检举了徐义德。许多事韩工程师都知道,不坦白不行,真糟糕呀!
  勇复基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不检举徐义德,对自己不利;检举了,坦白了,对自己也不利。这两笔账他挖空心思哪能也算不清了。他后悔自己不应该进沪江纱厂当会计主任,当个会计就可以,为啥要当会计主任呢?当会计可以不管这些事,不负这些责任,可以推到会计主任身上。当了会计主任也就算了,为啥又要收下徐义德的黑心钱呢?徐义德把他的薪水增加到二百六十个单位,又送来一千万的红利和奖励金,自己当时为啥不拒绝呢?现在退回去,行不行呢?徐义德一只手把勇复基推到深不可测的陷阱里,勇复基陷在里面哪能也出不来,他苦闷地长吁短叹,寻不到解脱的道路。
  钟珮文回来汇报路上遇到勇复基他们的情况,杨健仔细作了分析,要余静去找勇复基。她答应马上就去,提了一个问题问杨健:
  “我看他一定有顾虑,要不,恐怕早坦白检举了。”“你这个问题提得对。”杨健明晰的智慧的眼光对着余静,说,“高级职员们和资产阶级有多年的往来,有了一定的深厚的交情,拉不下脸皮,打不破情面。在资本家不法活动当中,必然会分些钱给他们,拉他们一道下水,封住他们的嘴。这是勇复基最大的顾虑。他们手面不干净,怕连累到自己。关于这一点,区委早有指示,凡是资本家利用职工进行五毒行为,这责任主要是资本家的,而不在职工。资本家送给职工的钱财和物品,一概不要退还,职工也不负责。你要针对这一点反复向勇复基解释清楚,我想问题大半可以解决了。”
  余静站了起来,说:
  “好,那我现在就去。”
  “我要不要陪余静同志一道去?”钟珮文也站起来,问杨健。
  杨健果断地说:
  “你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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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永祥在林宛芝面前说马慕韩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
  马慕韩坐在白克牌的小轿车里,心里噗咚噗咚在跳,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海解放以来工商界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他脑海里出现,确实如陈市长所讲的,工商界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的高额利润。解放前,工商界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要仰政府要人的鼻息,奔走权贵的门路,听洋商和四大家族的摆布,政府要工商界做啥,工商界不敢说个不字。政府颁布什么政策法令,也不问工商界一声,工商界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提出意见的权力。解放后却大不相同:政府要颁布什么政策法令,事先都和工商界商量,有的还接受工商界的意见修改,就是共同纲领这样的国家大法,也包括了工商界的意见,通过的辰光,还有工商界的代表参加哩。从地方人民政府到中央人民政府都有工商界代表参加领导工作,史步云不但是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同时,还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啊!中国哪个朝代的工商界也没有今天工商界这样显赫的地位啊!至于说到利润,虽然解放后上海工商界的暴发户很少,但绝大多数的厂商稳步发展,生产经营的都不错,大家都有个奔头。一九五一年上海经济繁荣的景象,更是叫人永世不忘,工商界的朋友谁都怀念难忘的一九五一年!本来,像这样平平稳稳的发展下去,把国家建设富强起来,在外国人面前脸上也有光采,工商界偏偏有些人贪得无厌,好了还要好,利润多了还要多,肆无忌惮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种种活动,资产阶级的本质完全暴露出来了。真是丢工商界的脸!这样下去,国家的前途的确不堪设想,工商界的前途也不堪设想,更不要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了。五反运动的确很重要。工商界既然有不法行为,应该坦白交代。人民政府给上层代表人物的面子,在市里自动交代,再不坦白,也说不过去。自己整天在外面从事社会活动,很少过问厂里的事,谁知道厂长他们只要有利可图,啥事体都做,有些事他们也曾和他商量过,认为解放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没想到违法不违法的问题,更没料到会进行“五反”。现在一计算,想不到兴盛的问题也不少,真叫人大吃一惊!要不是这次五反运动,他一定坐在鼓里,兴盛的有些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几天他在纺织染整加工组坦白交代,别说工商组的同志不同意,就连同组的纺织业的巨头们也有意见。他回到家里,把坦白材料打开来重新看看,也发现交代的问题太不够了。他最初只是想争取时间尽先坦白,好在组里起个带头作用。别的事还可以马马虎虎,早一点迟一点,没有多大关系,这是“五反”呀,宜早不宜迟。工商组每天的情况,料想工作同志一定是按时向上面反映的。马慕韩要不带头坦白,怎么叫做工商界的进步分子呢?他在工商组的一举一动,政府方面一定很注意,知道的非常清楚。如果别人先坦白了,陈市长也许会问工商组的同志,你们那个组里不是有个马慕韩吗?他怎么没有坦白交代呢?是呀,马慕韩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他第一次坦白的前一天晚上,曾经约冯永祥到他家里去商量。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冯永祥点头赞成:
  “你这一着棋看得很准,应该占先,对自己有利,对大家也有好处,对五反运动也有帮助。你这么一交代,那好处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
  “这许多好处?”
  冯永祥见他不相信,伸出手来,一一向他诉说:
  “你是我们工商界进步分子,你不带头,谁带头?你这么一带头,你进步分子的地位更巩固了。你先坦白,有了样品,也摸了政府方面的底,晓得政府要我们工商界哪能坦白,工商界朋友也好依样画葫芦,照抄。大家都像你一样过关,对‘五反’不是也有好处?”
  “照你这么说,倒是蛮有道理。”
  “我说的话,没有一句没有道理的。”冯永祥给马慕韩一捧,头脑顿时发热。
  马慕韩有意刺他一句:
  “没有道理的也有道理!”
  “慕韩兄,你这是啥闲话?”
  “你能说会道,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没有道理的也可以说出个歪道理来。”
  “那我岂不是颠倒黑白了吗?”
  “我不过说着白相,没有那么严重。”马慕韩怕他吃不消,有意缓和一下空气,转移了话题,说,“我这个头哪能带法。”
  冯永祥并不在乎挖苦他两句,若无其事地说:
  “怎么带法确是一个大问题呀。带的不好,政府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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