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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后《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给我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一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强加在我头上。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帮”
把我隔离审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新华社立即播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人民日报》十分积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发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帮”在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组织写的，可见“四人帮”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进行的。唯一的例外，是“闻为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闻为革”何许人也？我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闻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四人帮”组织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常常把进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杀在摇篮里。“四人帮”更有甚者，扼杀尚未出世的“胎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学雷一鼻孔出气的。
“四人帮”不仅在全国批判，还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上发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为这部小说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们要在国际上批倒这部小说。
丁学雷何许人也？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化名，他的头子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青年干部，叫徐景贤，因为善于逢迎，精于拍马，巧于投机，以鸣鞭为业绩，成为“帽子工厂”的伙计和“钢铁工厂”的打手，深得张春桥、姚文元的宠爱，一跃变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号人物，主管文教，控制舆论，对张春桥、姚文元亦步亦趋，唯命是从。姚文元定基调于北京，丁学雷吹喇叭于上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十分协调，于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丁学雷这篇所谓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给作品戴上顶大帽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铁案如山。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的革命历史也是不能抹黑的。他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举世皆知的。可是反革命分子徐景贤不学有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然大肆污蔑刘少奇同志和《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丁学雷的黑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他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进行反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罪恶活动，欺骗了不少人，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在一部分人当中还没肃清。这就需要揭开他的画皮，让人们看看他丑恶无耻的嘴脸，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上海的早晨》三大罪状。
一曰：美化资产阶级。
现在让我们来看丁学雷之流的谬论。转述有恐失真，不妨抄一段下来：
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是周而复竭尽全力刻画的《早晨》的主人公。这个大资本家被描写成“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在周而复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所谓“正统”的资产阶级。《早晨》花了许多笔墨，极力渲染这个资本家，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丁学雷引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接着他说：“徐义德就是这样一个以各种方式穷凶极恶地反抗我们党的限制政策的大资本家。这个大资本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一个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家伙。这样反动的资本家，竟然能够靠他自己的觉悟，在一夜之间完成‘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岂不奇哉怪也！”
“四人帮”惯用的手法，是先把对方打成“敌人”，然后以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对方，这样便顺理成章，得心应手，应用自如了。实际上是把人民内部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回，丁学雷更进一步，把小说中的人物徐义德，打成“反动家伙”，接着便可以在作者头上做文章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在帽子工厂里早就准备好了。毛泽东同志在丁学雷引的一段话后面，紧接着又说：“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说的很清楚，“限制和反限制”是“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须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怎么能够说资产阶级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要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就是“反动家伙”呢？难道说民族资产阶级欢迎“限制”，决不“反抗”，才算是“正动家伙”吗？这成了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真是“奇哉怪也”！
不错，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当然，这条分清敌我的界限适用于民族资产阶级。
是不是凡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有过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反抗的，都封为资产阶级右翼呢？甚至划为敌人呢？不能这样说，要看他经过反限制和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的反抗以后的态度，就徐义德来说，上海解放以后，他继续生产；抗美援朝时，他捐献飞机；五反运动，经过复杂的斗争，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事生产；民主改革，他曾有怀疑，终于赞成；公私合营时，经过曲折的思想斗争，最后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这难道不是中国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走过的道路吗？当然，他也算不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他在某些方面不如马慕韩，只不过是中间分子罢了。徐义德不能划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里”去，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划进去。为什么？因为在民族资产阶级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极少数，如朱延年之流。叶剑英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十八年来的表现做了这样的全面估计：“经过多次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个阶级激烈、深刻的反复搏斗中，尽管不少人有过动摇以至反复，但是总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大多数人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是极少数。”显然徐义德不是“反动家伙”，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丁学雷拿他当敌我矛盾来批，大前提就错了。
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不是美化了资产阶级呢？解放后，徐义德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继续生产和发展生产，生产出来的棉纱和纱布，难道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遵守政府法令，交纳税款，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也就是说既没有“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那末，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础。丁学雷表面批评小说描述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美化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科学论断。民族资产阶级连“有利于国家的事”都不做，或者禁止在小说里描述，那它还有什么“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呢？
至于丁学雷指责小说里描写了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也是小说美化资产阶级的一条罪证，是他闭着眼睛胡说。五反运动中，在工人内部讨论过谁养活谁的问题，个别工人一度有过模糊不清的认识，当时经过讨论，统一认识清楚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资本家剥削工人而自肥。在小说第三部里还有专门章节描写徐义德剥削工人起家的发展史，白纸黑字，有目共睹。说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不是小说和作者，而是丁学雷的发明和创造，强加在小说和作者头上，不敢掠美，理应奉璧。
美化资产阶级另一条罪证是：徐义德“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这也是丁学雷闭着眼睛胡说。第二部小说几乎是写整个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从杨健率领“五反”工作队进厂对徐义德交待党和政府“五反”政策起，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方面的力量反攻，徐义德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才不得不坦白交待，怎么能说是“依靠其个人的觉悟”呢？我十分佩服丁学雷之流编造“事实”的才能，不仅可以“无中生有”，而且可以“有中变无”，把小说中描写的错综复杂的各方面的斗争过程，抹杀得干干净净，独出心裁地谥之为“个人的觉悟”，而且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
……“一夜之间”是丁学雷之流的“创造发明”。小说里写了“五反”工作队领导工人阶级和徐义德斗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取得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胜利。而“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的解释，是丁学雷之流变的张冠李戴的戏法。小说所描写的，是指一向骑在工人头上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现在工人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资本家在工人面前低头认罪，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个历史性变化，而不是指资本家徐义德本人。这能算美化资产阶级吗？难道要工人阶级不领导吗？要民族资产阶级不低头认罪不痛改前非吗？要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改造吗？五反运动结果的事实表明小说的描写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丁学雷之流不敢公开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千方百计地暗中反对。请听丁学雷说：“毛主席指出：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二、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