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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义德蹙着眉头，板着脸，连下巴垂着的肉仿佛忽然也绷紧了。
“总经理，你是不是想点法？”
“这回生活难做同我们不相干！这不是花衣问题吧？也不是那个倒足了穷霉的‘次泾阳’吧？现在厂里用的完全是花司的，同我徐义德丝毫没有关系。生活难做吗？很好，好极了！我倒要看看小辫子的本事。”
“对呀，对呀！”梅佐贤看徐义德怒目裂眦，他不好再说下去，便弯下腰，揿了一下面前短圆桌上银光闪闪的烟盒，一根烟马上跳了出来，正好放在一个细槽里，那头的电火立刻点燃。升起袅袅的青烟。透过微微轻飘的烟，看见徐义德望着室外的草地出神，好像在想另外一件重要的事。他得把这件事了结，回到厂里也有个主张。不了解让韩工程师他们这样去做是不是对。他右手摘下嘴上的香烟，低声下气地说：“这回生活难做当然和我们没有关系，余静也清楚，她一句也没说到我们身上。我看生活难做的关键其实也不难找？细纱看锭能力一家伙提的到百分之二三十，生活哪能不难做？韩工程师他们这样在车间里试验，我看是浪费了人力又消耗了原物料！……”
“依你说呢？”
“少看一点锭子，问题也许解决了。”
“人家不是要巩固看锭子能力吗？这对我们有啥害处呢？”
“能够巩固，当然更好；就怕巩固不了。”
“巩固不了有害处吗？”
“也没害处？那么，就让韩工程师他瞎搞去？”
“小辫子都会说支持他研究解决，漂亮人情你为啥不会做？我的梅厂长。”
“对！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这个笨脑筋就是转不过弯来，给总经理一指点，我完全明白了。明天我到厂里去宣布，徐总经理坚决支持韩工程师研究解决生活困难的关键！”
他把香烟放在嘴角上，连抽几口，那大半截香烟在嘴角上一跳一跳的，好像也很高兴。
“这些事体，交给韩云程去解决就行了，用不着多动脑筋。”徐义德的眼光从室外草地上收回来，低声的说，“佐贤，我倒想给你商量另外一件事。”
梅佐贤见徐义德语气很神秘，显然是一件机密而又重大的事。也许是民建上海分会的事，因为他最近也参加了民建。
他伸过头去，关切地问道：
“啥事体？”
“你看最近上海的市面怎么样？”
这个突然而来的问题可把梅佐贤问住了。他没想到是这个问题。总经理既然问了，梅佐贤怎么能够回答不出来呢？他拼命吸了一口烟，一直吸到肚子里去，等了好半晌，才又慢慢吐出来。幸好他最近参加了民建会，接触了不少会员，市面上的事体多少知道一点。他说：
“这次政府调整商业，市面比过去活跃的多了。”
“商业发展了，你看工业呢？”
“当然也有好处。”
徐义德很高兴梅佐贤的看法和他一样，沪江纱厂交给这样有眼光的人去办，他就不必操心了。重大的事体，梅佐贤从来不自作主张，总要向他请示的。这样，他可以腾出手来，考虑更大的问题，求得别的方面的发展。他把最近自己的想法慢慢说了出来：
“义信一个人留在香港，解放这几年了，一直没回来过。那六千锭子安放在香港，虽说转动起来了，但一直没有发展，赚了一点钱，正够厂里开销，叫我一心挂两头。最近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上海市面也逐渐活跃起来了，政府又看重大型企业的人，我想把六千锭搬回来，义信也回来，别老在香港。上海多点人手，活动起来也方便。现在我和市里的工商界巨头们，差不多都有些往来，以后就要靠自己的活动能力了。你说，是啵？”
“最近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总觉得人手不够，我么，给厂里的事绊住了脚，地位也低，不过是个资方代理人，说来实在惭愧，不能给总经理多出力。要是副总经理回来，那就完全不同了，总经理有了好帮手，大展宏图，可以飞黄腾达！”
“老二能回来，确实能做不少事。六千锭子又可以出不少纱哩。”
“是啊！‘五反’以后，调纱锭回来，在全国也是一件大事，一定可以哄动，政府首先准会注意到总经理。”“这个意见对！”徐义德没有想到这一点，给他一提醒，更觉得完全应该把六千纱锭调回来，没有再考虑的必要了。说不定因为这六千纱锭，会给自己打下了发展的基础哩。他兴高采烈地站了起来，大声说：“来！来！来！你马上给我拟稿……”
他拉着梅佐贤的手准备到书房去写信，走到东客厅那里，望见书房的门紧紧关着，里面传出幽幽的哭泣声。朱瑞芳还在里面惦念守仁，一进去，又要给缠上了。他停住腿步，回转身来，说：
“还是到客厅里来写吧。”梅佐贤莫名其妙，跟着他回到了客厅。他说：
“你带纸笔没有？”
“有。”梅佐贤从藏青哔叽西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笔记本，又从胸袋里摘下了派克牌自来水笔，坐在原来的沙发上，仰着头，说：“讲吧。”
徐义德反剪着两只手，从梅佐贤身边沉思地走过去，走到窗口钢琴那边站了下来，转过身子，腰靠着钢琴，右手托着下巴，想了一阵子，才说：
“你告诉他最近上海市面很好，棉纺织业有发展的前途。我想集中力量，把企业办好办大，决定把六千锭子搬回来，希望他和弟媳也一道回来……”
他一边讲，梅佐贤一边迅速地记。他讲了一段，凝神想了想，又讲一段，最后说：
“要用商量的口吻，征求他的意见，不要让他以为我这个哥哥太专横了，要他去就去，要他来就来。当然，我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这还用说，当时迁移是对的，现在搬回来也是对的。我想副总经理一定明白这一点。”
“还是给我写上好。他在香港究竟比我们了解香港的多，也许他有更好的主意哩！”
“总经理想的实在周密极了，一点漏洞也没有。”“现在办事不得不谨慎一点。”徐义德迈着轻快的步子，得意地从钢琴那边走了过来。他对客厅门外叫道，“老王！”
老王应声走了进来，弯腰站在门口，听候吩咐。
“拿点信纸信封来。”
“是。”
“快点。”
一眨眼的工夫，老王手里拿了一叠信纸信封，徐义德嘴一撅，老王会意的送到梅佐贤面前。梅佐贤伏在靠墙的小方桌上，沙沙地在写。徐义德问老王：
“礼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哪。今天跑了一个上午，好几家花店都没有腊梅花了，还是我托了熟人，就是淮海花店的老郭，他给我找了几枝，好得很，有一小半花朵没开哩。要不要拿来给你看看？”
“也好。”
老王手里拿了五枝腊梅进来，上面真的只有少数花朵开放，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腑的清香，整个客厅顿时都香喷喷的了。老王指着枝子上累累的小花苞，笑着说：
“插在花瓶里，保险一个礼拜开不完，嘻嘻！”
徐义德满意地点点头。
“水果也准备好了，是四川广柑，一个有半斤多重。这是我跑到十六铺水果行里挑来的。要不要也拿来给你看看？”
“用不着了。”
“我已经放在门口了，”老王一边说着，一边就从客厅门口提了进来，打开上面的招牌红纸，让徐义德看，“满满一筐子，我亲自挑的，没有一个坏的。”
“就放在那里吧。”
老王退到门外，等候总经理随时传唤。
梅佐贤把信写好，送到徐义德面前。他匆匆看了一遍，在信尾签了字，说：
“快点发出去。”
“我等一歇就去发，航寄快些。”
“我想今天就给赵副主委提这件事……”
梅佐贤一听见赵副主委马上肃然起敬，拉了一下西装的下摆，毕恭毕敬地站在徐义德旁边，仿佛徐义德就是赵副主委一样，态度十分拘谨，讲话的声音也变得更加柔和：
“赵治国副主委吗？”
“就是他。”
“他已经到了上海？”
“昨天晚上到的。等一歇冯永祥要陪我去见他。”
“那太好了。总经理不仅和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有交情，现在连中央大员也有往来了，将来发展一定了不起！”
“我想在赵副主委面前提一下，一下子通了天，政府首长马上会晓得，说不定立刻就红起来了。”徐义德在梅佐贤面前毫无顾忌地暴露了内心的打算。
“好是好……”梅佐贤想起给徐义信的信上最后一段，没有说下去，怕扫总经理的兴。
“有啥问题？”
梅佐贤注视着徐义德的表情，眉宇开朗，精神焕发，仿佛六千纱锭已经搬回上海，受到工商界的祝贺和政府首长的鼓励。他感到这时难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徐义德见他沉默不语，已经察觉他的考虑了。梅佐贤试探地说：
“要不要等副总经理复信来再提！”
“大概要一两个礼拜吧？”
“航寄快，个把礼拜，香港一定有回音来。总经理看，是不是这样好些？”
“这样比较稳妥。不要今天说出去了，万一变卦，在赵副主委面前不好交代。我和他又是初交，千万失信不得。”徐义德拿定了主意，向门外叫了一声老王。
老王笑嘻嘻地进来了，曲着背问：
“有啥吩咐？老爷。”
“把这个给我送到车上去，等一会就走。”
老王右手拿着一束散发着清香的梅花，到了门口，左手提着那筐沉甸甸的广柑，一步一步吃力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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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冯永祥坐在司机座里，右手扶着轮盘，精神贯注地望着淮海中路的两旁花花绿绿的商店迅速地在汽车两旁退下去，人群像潮水似的在马路两边涌来涌去。车子一过了襄阳公园，商店少了，人群也稀疏了。他降低了车速，对着坐在他旁边的徐义德说：
“你这辆倍克真不错，在柏油路上开过去，一点声音也没有，车身也稳。不像我那辆老爷车，开到七十公里就摇头了，坐在里头晃晃荡荡的。”
徐义德回头看了跟在倍克后面那辆一九四七年的雪佛莱。刚才徐义德到冯永祥家去，约他一同去看赵副主委。冯永祥一向羡慕徐义德这辆倍克，早就打了主意，可是老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开口。今天带徐义德去见中央大员是个好机会，借故在车上好谈谈。徐义德当然赞成。徐义德听他的口气，便投合他说：
“以后你就开这辆车好了。”
“这怎么可以？”他的左手抓稳了轮盘，用右手一摇再摇。
“我们之间何必这样客气呢？我麻烦你的地方可多哩，这点小意思不算啥。”
“那你自己呢？”
“我车房里还有车子……”
“这怎么好呢？”
“赏我一个面子，永祥兄。”
冯永祥显得有点勉勉强强的神情，说：
“这真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德公，你可叫我为难了。”
“一句闲话，明天我叫司机把车子开过去。”徐义德非常高兴，冯永祥收了他这份礼，以后有事找他，更不愁他不帮忙了。他歪过头去，问道：“赵副主委怎么一到上海，就住在医院里？”
冯永祥把轮盘慢慢向右一转，车子拐进了常熟路。他说：
“你不晓得，赵副主委有高血压的毛病，从北京到上海，在火车上没有很好休息，夜里吃了安眠药不管事，失眠了半宿。昨天我们到车站去接他，一下车，我就看出来比过去气色坏多了。在锦江饭店一住下，统战部就派了医生来给他检查，一量血压，乖乖隆的冬，高压一百九十，连夜就送进了医院。本来今天是不见客的，因为我同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又听说我要带你去见他，特地约我们今天下午四点钟去。”
徐义德赶紧看看表；四点还欠一刻。冯永祥接着说下去：“赵副主委在解放以前就是著名人物，出过洋，办过实业，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从前新闻报的一些社论，就是他写的。他办事非常科学，不像我那样马马虎虎的，人家是论钟点的，早去不行，迟到也不行。”
冯永祥看着车厢里的小钟，说：“不忙，还有时间。”
“他的时间算得这么准？”
“人家有秘书安排，他一天不晓得要会多少客哩，不准能行？许多人要见他，少则要等一个礼拜，多则等上半个月也不稀奇。”
“到上海第二天就见我们，真不易！”
“那可不！”
说话之间，冯永祥把汽车开进延安西路南边一座大铁门里。徐义德头一回到华东医院来，留心看见铁门里面是一片广场，两边停满了小轿车。他以为都是来见赵副主委的，问道：
“这么多人见赵副主委？”
“不，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