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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祥见马慕韩想避开徐义德和江菊霞谈，怕他们插一脚。他没有意见，说，“改天再谈也好。那今天随便聊聊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方面的问题吧。”
“应该谈谈，最近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江菊霞点头赞同。
“请你指教吧。”潘信诚向江菊霞微笑地说。
“指教？不敢当。”江菊霞微微欠起身子说，“我们作具体工作的人，情况比较熟悉，向信老和各位汇报汇报倒是可以的。……”
潘信诚望着江菊霞说：
“请你汇报吧。”
她伸直了腰，两只脚交叉地靠在沙发下边，两只手按在自己的大腿上，低下头望着大红的厚地毯，出神地想了想，然后严肃认真地说：
“目前我们棉纺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思想改造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棉纺业内部思想落后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人曾经对我这样说，假如不抗美援朝，我们就可以把这笔巨额军费用在中国建设方面。还有人说，新爱国主义就是爱苏联。这些思想，当然是糊涂透顶的，应该要改造思想。可是为啥要进行思想改造？哪能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以后又哪能？这里就有文章了。比方说，有人提出来既然四个阶级同时存在，何必要改造思想，学习无产阶级的思想？经过思想改造后，工商界生活水准是否会降低？其次是年终奖金问题。棉纺业对今年的年终奖金很担心事，政府和工会方面还没有表示态度，不了解要不要发。”
她刚说完，马慕韩还没有表示态度，潘信诚正在摇头思考，柳惠光来不及系统地了解她的意思，徐义德怀着不满的情绪，脱口而出：
“一提起思想改造，老实讲，我就想不通。共同纲领上规定了四个阶级，国旗上也有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颗星，为啥民族资产阶级要思想改造呢？”
马慕韩说：“我们要以毛泽东的思想为领导思想，德公。”他显然不同意徐义德的见解，但一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笼统地提这么一句。
江菊霞立刻驳回去：
“是的，慕韩兄这句话不错，不过，我们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思想，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唯一的思想。这一点，我同意徐总经理的看法。”
宋其文思索地说：“菊霞的话有道理。”
“你当然同意德公的看法，凡事你都同意他的。”
马慕韩语义双关地敲了江菊霞一记。她顿时给说得两腮绯红，以为刚才在楼上客房走过的就是他。她把脸转过去，有意避开马慕韩的视线，特地望着潘信诚，说：
“那倒不一定。”
“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确实要思想改造。”马慕韩无意敲了江菊霞一记，见她有点紧张，他就拉回话题，说，“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正确的思想存在。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说共产党员中就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整风。当然，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两码事，性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说明要思想改造的不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刚才菊霞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落后思想应该逐步克服，很对，工商界一定要加强学习，学习服从国营经济领导，学习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
“慕韩兄真了不起，讲起理论来一套一套的。”她以退为进地讽刺马慕韩说，“听说你一回到家里，就捧着毛主席的著作研究，政府的政策法令也了解得相当深刻。我们马列主义很少，谈理论自然谈不过你。”
“你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劳资关系方面，我就不如你。”
“那算不了理论。”
徐义德也赞成：“慕韩兄这样说法比较全面合理。不能笼统地谈思想改造，其实每一个阶级都要思想改造，如果大家思想改造，我们就没有意见了。”
“我还有一点意见补充，”宋其文遇事总有点怕，他说，“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还得注意方式方法，好比用药，不能太猛，要缓进。共产党的一些办法好倒是好，只是有时性急了一点。”
柳惠光听大家谈了半天思想、阶级、改造这些名词，现在才弄清楚了一个大概意思。宋其文最后一点，他听清楚了，拍掌赞成：
“我同意其老的见解。用药不能太猛，只要能治病就行。”
“年终奖金，我们机器业也感觉到是个大问题，”宋其文说，“发吧，有困难；不发呢，也有困难。”
“不但机器业有困难，棉纺业也是一样。”江菊霞皱着淡淡的眉头说，“要是发年终奖金，有些厂的确吃不消，像广益今年各厂大检修，化了一笔款子，又加上捐献飞机五架半，一共化去三百多亿，再发年终奖金，怎么吃的消？”
“是呀，别的姑且不说，单是捐献飞机大炮这笔款子，可伤了我们工商界的元气。”徐义德曾以沪江纱厂的名义捐献了三架飞机，一想到这笔钱，他就有点心痛。他认为抗美援朝是共产党无事找事，人家美国进攻朝鲜，也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为啥不可以置之不理呢？不抗美援朝，他也不必捐献三架飞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想想看，留下这笔钱，可以给沪江增加多少纱锭！他还有余痛地说，“要是不捐献飞机大炮，各厂流动资金要宽裕的多，对发展生产也有利的多。”
马慕韩瞅了徐义德一眼。他赞成毛主席的主张：不能置之不理，一定要抗美援朝。唇亡齿寒的故事他在中学里就读过了。从三八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他晚上回家一再翻阅登载这些消息的《解放日报》。他起初也怀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顶住美国军队的进攻，那些胜利消息打破了他的顾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每次过外白渡桥都要向桥上的日本鬼子行礼，感到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抗日战争胜利了。美军顾问团在上海滩上神气活现，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单是外白渡桥转弯那边就不知道冲伤撞死多少中国人。他老在想为啥外国人可以随便蹂躏中国人的尊严，而中国人的生命又为啥比外国人的低贱？有时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上海解放后，他看到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尊敬，外国人再也不敢在上海滩上横行霸道了。这时，他想到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他是多么重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顶住美国军队的进攻，不但使他惊奇，而且使他有一身光荣的感觉。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他作为中国人，地位也跟着提高了。他每次走过外白渡桥都要傲然四顾，深深感到现在这片土地才是中国的。他不同意徐义德的论调：
“德公，沪江捐献了三架飞机，是不是现在还有点肉痛？”
徐义德不知道他问这话的用意，以为兴盛纱厂也感到捐献伤了元气，马慕韩是不是和他一样：也有点后悔。他试探地说：
“三架，可不是小数目啊！”徐义德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悔，当时捐献两架其实也说得过去了，就是因为大家一起哄，他不得不跟着加码。他说，“这笔钱存在银行里，利息也很可观哩！”
“现在是不是还想收回来？”
徐义德听马慕韩的口气不大对头，脸上的神色有点奚落人的样子，他马上否认：
“捐献出去，哪能收回？”
“那是呀，抗日战争年代，我们虽然没有捐献飞机大炮，可是那损失啊，”宋其文摸摸胡须，不胜感叹地说，“不说别人，就说我吧，几乎弄到家破人亡，侥幸保住这条老命，才又回到上海，重振旧业。”
“其老说的对，捐献这笔数字虽说不小，可是无论如何省不得。志愿军在朝鲜流血流汗，牺牲性命，保家卫国。没有他们，我们上海也不能够安心生产建设。我们工商界捐献几架飞机大炮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公民起码的义务。国家强了，我们面子上也有光彩。”
宋其文接二连三点头称赞道：
“慕韩老弟说的有理，究竟是到朝鲜前线慰劳过的人，感受比我们深切。”
“我亲眼看到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打仗，不管美国的炮火怎么猛烈，他们都是日日夜夜地保卫着我们。志愿军说的好，他们的辛苦和血汗换来了祖国人民的安全和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难道我们好意思说因为捐献了一点飞机大炮，就可以不发年终奖金吗？”
“慕韩兄别误会我的意思，”徐义德发现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他，只有江菊霞的眼光里有点同情他的意思，别人的眼光仿佛都不同意他提出捐献飞机大炮做为不发年终奖金的理由。潘信诚的眼睛半闭不闭。他看不出潘信诚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连忙改口道，“捐献飞机大炮是千该万该，那还有啥闲话讲，要是政府现在号召，沪江再捐献六架也没有问题。
我不过是说捐献了飞机大炮，流动资金减少了。”
“这当然啰。……”
江菊霞怕马慕韩再向徐义德头上敲一记，她想法把话题拉到年终奖金上，暗中帮助徐义德：
“慕韩兄，你看年终奖金这个问题哪能办法呢？”“至于年终奖金问题，”马慕韩说，“我听史步云从北京回来说，目前工资制度还没有合理调整，今年年奖，就现在情形看，还不可能废除。在人代会上可以不提；要提的话，不能要求规定今年不发，而是希望规定发放的办法。”
潘信诚在一旁暗暗点头，觉得马慕韩究竟与众不同，看问题提问题确是高人一筹。但徐义德并不满意马慕韩的说法，因为沪江纱厂这些企业发起年终奖金来要不少头寸。他进一步提出要求说：
“提，恐怕还是提一提好。年终奖金是不合理的制度。工厂每年要支出大笔奖金，影响工厂的资金流转。如果将这笔资金放在生产上，是很可观的，发给工人只不过是改善改善生活而已。这次提了，今年不取消，希望以后能取消。人代会是我们工商界合法斗争的地方，一定要争一争。”徐义德想起自己不是人民代表，可是对人代会非常有兴趣，希望有一天最好自己也能被选上当个代表。他于是说道，“我觉得目前棉纺业的公私关系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还须在这次人代会上提出，首先关于配纱问题，目前私营厂每件配纱四百十斤，而实际的需要量是四百十八斤，有时还不够，相差十斤左右。这个本我们赔不起，希望花纱布公司考虑调整。其次是棉花含水量问题，在上海，由于机器蒸发量大，比黄河以北所规定的要相差百分之一，希望全国各地能统一规定。第三是配棉问题，目前配棉不足，特别是中小型厂更感到缺乏。花纱布公司所配的都是绞花。希望能配筒棉，既省电力，又省人力物力。同时，现在配棉周转每半月一次，希望花纱布公司能改为每月一次。”
“对！”又是江菊霞的声音，她说，“这确实是我们棉纺业目前的中心问题，我刚才倒忘了，幸亏徐总经理提出来。”
“又是你首先赞成德公的意见，江大姐。”冯永祥微笑地望着她。
“阿永，你哪能哪？谈正经事，你总是喜欢开我的玩笑。”她的眼睛狠狠地盯了冯永祥一眼，仿佛在责备他；可是她的嘴角上闪着笑纹，又似乎是喜欢他。
冯永祥给江菊霞望得不好意思，赔不是地说：
“对，谈正经的。德公真了不起，提出这几个问题，的确是目前棉纺业的中心问题，可以请慕韩兄代表我们棉纺业提到人代会上去，‘将’花纱布公司一‘军’。”
“我不行，要信老去。”马慕韩立刻推辞。
“我年纪大了，不行了，最近也很少管事，”潘信诚自己想退后一步，让这些年青的人在前面冲锋陷阵，争到利益反正大家都有份的，说，“还是慕韩老弟代表我们提出去吧。”
“我哪能代表？”马慕韩谦虚地说，“头寸不够。”
“那当然，”潘宏福心里说，“哪能和我爸爸比。”
徐义德羡慕地说：
“你是民建上海临工会的常务委员，工商联的执行委员，棉纺公会的执行委员，又是协商委员，又是人民代表，头寸不小啊。我拥护你代表我们棉纺业讲话。”
“我也拥个护。”冯永祥笑着说。
“不行，”马慕韩摇摇头，心里却也未始不想在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露露面，但是棉纺业和工商联不一定推他出来代表，他现在落得谦虚谦虚，等到真的要他出来代表讲话，那时候可以表示遵命，勉为其难。他打定了主意，说，“信老年高了，不愿意讲的话，那么，史步云代表我们讲话比较适当。不过，我倒以为信老能出来讲几句。是最适当哪。”
“慕韩老弟想的对，步老最适合不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和工商界的朋友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在成立大会上他有一篇讲话，没有一个朋友听了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