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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贤，今天要你来，不是为别的事，请你代我写一份坦白书。”
“那没有问题。”梅佐贤马上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摘下胸袋里的派克钢笔，打开笔记本子，问，“哪能写呢？
总经理。”他想先摸摸底盘，知道尺寸，好落笔。
老王送进来纸笔，放在矮圆桌子上。他看客厅里收拾得很干净，烟茶都有了，便轻轻移动脚步，退出了客厅。
徐总经理用右手的食指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想了一阵，说：
“这份坦白书要这样写：第一，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能写，写上去将来要坐班房的；第二，数目太大的项目不能写，不然，经济上要受很大的损失；第三，重要的地方，口气要肯定，不能含糊，不能有漏洞；第四，一般违法的事实要多写，特别是厂里的人都知道的事实都给我写上，越是细小的地方尤其要写得详细，这样就显得事实真切，坦白诚恳；第五，要写得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同志们看得满意，使他们相信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都彻底坦白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特别动动脑筋。”
梅佐贤听了总经理这五点指示，暗暗叫了一声“啊哟”，感到这样写比考状元还难。总经理的底盘虽然摊开了，可是尺寸的弹性太大，所谓一般违法事实的标准，就不明确。他提笔的勇气顿时消逝了。但想到自己不能在总经理面前坍台，特别是现在蒙总经理重用的辰光，正是大显身手的机会，哪能放下笔呢。他装出很有办法的样子，说：
“总经理这五点指示实在太英明不过了，又原则又具体，想得实在周到，实在周到。”
“我只是临时想起的，恐怕还不够周到，工商组的同志听说都是懂得政策和业务的干部，我们要仔细考虑考虑，不坦白一些，是过不了关的。”
“这五点在我看来，的的确确很够周到了，总经理高瞻远瞩，当然还可以想的更周到的。要叫我想，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
徐总经理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在享受梅佐贤对他的阿谀。他歪着头想了想，自己也想不出啥名堂来了，就对梅佐贤说：
“先写起来再讲。我看，开头应该有个帽子，你给我想想看……”
“对。”几句开场白，在梅佐贤并不困难，这一阵子到处开会，听都听熟了。他提起笔来在笔记本上写下去：
我是沪江纱厂的负责人，听了陈市长为争取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的报告，又在棉纺公会学习了三天，启发了我的思想，使我觉悟提高，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多严重的错误。这个伟大的五反运动，是我们工商界彻底改造的试金石，也是犯有错误者的悔过自新的唯一机会。我需要深刻的检讨。我需要勇敢的作一个极清楚的交代……
梅佐贤把这一段念给总经理听，他微微点点头：
“这个头开的不错。”
梅佐贤得到徐总经理的赞许心中自然欢喜，可是下面的文章难做了。他仔细回忆一下过去给徐总经理经手的事，许多严重违法的事体立刻浮现在眼前，记得详详细细，就是那些芝麻大的违法事体却想不起来。这方面的事体实在太多了，也太小了，不容易记。慢慢，他想起了几件，有的数目不小，他没有提出来；有的情节严重，当然不能写；终于他想起了两点，对徐总经理说：
“我想，有两件是可以坦白的，一个是欠美援纱问题，一个是包纱纸问题，大家都晓得的。总经理觉得哪能？”
“好，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坦白，你给我写，佐贤，你想的真妙。”
梅佐贤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
一、我厂于解放前欠交前美援会各支纱共陆百余件，解放后曾缴还当局二百七十五件，尚欠合二十支纱三百三十三件，虽然当局一再催促及早清缴，而总存在着观望态度，一味敷衍搪塞，延宕不还。直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始因停车缴五十件，其余二百八十三件及截至一九五一年九月止应缴罚纱七十二件余，迄今仍未归清。这都是卑劣作风，我犯了欺诈行为，使国家对于财产之调节受到影响。我自愿悔过，承认错误。
二、我厂自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起，未经准许，擅将包纱纸抽去不用，以致绞纱容易沾污损坏，这是偷工减料行为，我也犯了错误。我保证立即买纱纸使用，决不再延。
徐总经理听梅佐贤念完，说：
“税务方面一定要写一点……”
梅佐贤马上想起方宇，脱口说出：
“方宇泄漏涨税消息能写吗？外边传说方宇已经在区上坦白了，这一点也可能坦白了。”
徐总经理霍地站了起来，右手向梅佐贤一按，生怕他写上去似的，急着说：
“这一点，不能写。我想方宇不一定坦白这个，就是他坦白，我们也不写，更不能承认。佐贤，你晓得，这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毒当中罪名最大的一项，无论如何不能写。”“当然不能写。”梅佐贤马上把话收回来，说，“我不过提出来报告总经理一下。”
“小数目的偷税漏税倒可以多写几件……”
“这恐怕要找会计主任勇复基提供材料，他一查账就晓得了。”
“用不着找他。他是胆小鬼，树叶掉下来都怕打死的人。一找他，事体就麻烦了。还是你给我想几件。”
“好的。”梅佐贤满口应承。
徐总经理走到梅佐贤旁边，望着他的笔记本子，说：
“你先写出来我看……”
梅佐贤对着乳白色的团花绢子的窗帷认真地回想，透过窗帷，看见花园那边的洋房晒台上晒着两床水红缎子的棉被，他想起来了，在笔记本上连忙记下：
三、我厂自用斩刀花做托儿所棉被一百八十斤，做门帘四十斤，做棉大衣七十斤，共计用去棉花二百九十斤，并未作为销货处理，显然是偷税漏税行为，现决补缴营业税等税款，并保证决不再犯。
四、一九五○年秋季起至一九五一年八九月止，我厂陆续将旧麻袋九千一百只合两万二千七百四十九斤向信大号掉换，每担旧麻袋换新麻袋四十只，过去认为是物物交换，不做进销货。旧麻袋价格每担六万至十万不等，若以统扯每担八万计，则销售废料约计人民币一千八百二十万元。我厂偷漏了营业税百分之三，附加税百分之三，印花税百分之三，共约人民币六十五万元左右。我厂漏缴税款，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我犯了偷漏国税的重大错误，我保证以后决不犯同样的重大错误。
徐总经理见梅佐贤停下了笔，他赞不绝口：
“这两件想的实在好，事实具体，情节不重，数目不大，实在太好了。佐贤，累了吧，抽根烟歇歇。”
“不累。”梅佐贤放下笔记本和派克钢笔，弯腰到矮圆桌上对着淡黄色的自动烟盒一揿，一根三五牌的香烟从盒子里跳了出来，一端通着电流，正好把烟燃着。他拣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
徐总经理把两只手放到背后，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方步。
太阳光已经移过去，客厅里显得清静和凉爽。窗外挂着的芙蓉鸟，张开嘴，发出清脆的歌声。
徐总经理踱到矮圆桌子面前站了下来，对梅佐贤说：
“我念，你给我往下写。”
“好的。”梅佐贤慌忙把香烟放在景泰蓝的小烟灰碟子里，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记：
五、１．我曾借给本厂税局驻厂员方宇人民币一百万元，两三个月以后还我，又借去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２．一九五○年六月送花纱布公司加工科洪科长戏票四张，并先后请其吃饭四五次；３．一九五一年七月，曾送加工科洪科长“劳莱克斯”钢表一只，约在一九五一年十月间还来。……以上各笔，因为厂中不能出账，纯系我私人贴掉，认为无关紧要，这样做事情可以方便，不知我犯了行贿行为，这是腐蚀国家干部的一件严重而又连续的大错误。我承认错误，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徐总经理念完了，又踱了一阵方步，然后站下来，果断地说：
“佐贤，我看这样差不多了，除了盗窃经济情报以外，我们每项都写了，可以过关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梅佐贤连声应道，“当然可以过关了。”
“那么，你给我加上一个尾巴。”
梅佐贤的派克钢笔在笔记本上绕了几个圈圈，停了一会，才写下去：
以上是我据实坦白，决无半点隐瞒。我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意识。我是在反动统治社会里成长的，思想麻痹，认识模糊，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厂中内部在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腐败情形，亦因为我领导无方，尚未完全整顿改善。总之，过去一切思想和行为，根本未从人民的利益着想，严重的违反了共同纲领。我愿意接受处分并赔偿因犯上项各款而使人民所受的损失。我保证决不再犯，从今洗清污点，重新做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又希望对于我以上的坦白有严厉的检查和无情的批评。
谨致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
梅佐贤一口气写完，真的有点累了，往沙发上一靠，很舒适地吐了一口气。徐总经理要他从头念一遍听听，研究一下有啥地方需要补充的。梅佐贤念到第五段关于花纱布公司加工科洪科长那里，徐总经理拍着摆在墙角落那边的钢琴说：
“这个地方有问题，最近没有碰到洪科长，不晓得他们公司里的‘三反’情形哪能，要是不对头，就糟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梅佐贤皱起眉头，说：
“这确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忽然电话铃叮叮地响了，接着老王走了进来，对梅佐贤说：
“梅厂长，您的电话。”
“我的电话哪能打到这里来了？”他怀疑地站了起来。
徐总经理最近既希望有电话来又怕有电话来，外边有电话来，可以知道市面上的行情；又怕有电话来，报告发生意外。一听到电话，他的情绪立刻紧张起来了，对梅佐贤说：
“你快去听听，可能有啥紧急的事体。”
梅佐贤去接了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他焦虑地报告徐总经理：
“是工务主任郭鹏打来的。重点试纺成功了，管纱光滑洁白，很少有疵点，断头率骤减至二百五十根，经过韩工程师检验，认为在品质上够得上一级纱……”
“陶阿毛在清花间睡觉了吗？”
徐义德同意工会主席余静重点试纺以后，当天晚上就要梅佐贤找陶阿毛，叫他无论如何设法争取到清花间监督重点试纺，另一方面又要郭鹏准备好掺杂劣质的花衣。陶阿毛真的争取到清花间监督试纺了，但是试纺成功了。徐义德就生气地问。
“陶阿毛没睡觉，这次试纺工会监督得很严，特别是清花间更加严格，有三个工人同时监督，余静和赵得宝还时不时去看。”
徐总经理听到这消息像是受到沉重的打击，颓然地坐到钢琴前面的长凳子上，不知道是徐守仁还是吴兰珍弹了钢琴没有把盖子盖上，他坐下去左胳臂正好压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发出一阵杂乱的琴音。他用力把钢琴盖上，大声骂道：
“是谁弹的琴，也不晓得盖上！”
梅佐贤站在客厅当中愣住了，吓得不敢做声。
半晌，徐总经理冷静下来，焦急地问梅佐贤：
“韩工程师说啥没有？”
“没有。郭鹏说韩工程师只是讲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啥原因，暂时还不能肯定。”
“那还好。”徐总经理慢慢站了起来，背靠着钢琴，对梅佐贤说：
“原棉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漏洞，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不管工会余静哪能领导重点试纺，也不管重点试纺成功不成功，我们决不能承认原棉上的问题。这方面一松口，那我们很多方面就站不住脚。幸好韩工程师还够朋友，没有说出来。郭鹏当然不会说的。勇复基胆小，你去晓之以利害，他也不敢说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洪科长，你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他，要他千万不要坦白。如果花纱布公司开除他，我可以介绍他到香港新厂去工作。你今天能够找到他吗？”
“能够。”
“‘三反’期间，找干部怕不容易吧。”
“不，我有办法，我要他家里人打电话约他。”
“那好。你把坦白书带到总管理处去，要他们打好四份送来。等你和洪科长谈好，我明天就亲自到工商组递坦白书去。”
“我现在就去。”梅佐贤收起笔记本和派克钢笔。
徐总经理送他到客厅门口，握了握手，说：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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