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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在中国呆了半年，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过去读到的许多东西是不准确的，并使我渴望对那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然而我不久就逐渐感到，虽然我比许多就此议题撰写过著作的人更具有资格，但仅凭对那一国家如此短时间的接触就着手这样一项工程，实属鲁莽、胆大之举。因此，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对中华文明态度之历史这一更宽广的主题。
在我看来，这一主题应当对任何关心向西方阐释中国的人都具有意义，哪怕仅仅能帮助他廓清某些影响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的陈腐误解也好。但进行这种研究需涉猎的相关原始资料无边无际，因而我在阅读时不得不作谨慎选择。我不得不斗胆进入许多与我所从事的汉学相距甚远的学术领域。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我尝试利用新近的、可靠的权威著作，而不愿打扰难得空闲的朋友和同事们，因此我必须对书中不准确和误解之处负全部责任。
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我对使用“欧洲”还是使用“西方”一词踌躇再三。最后我决定不用使人产生误解的“西方”这一术语，但选择“欧洲”一词并无意把北美、澳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与欧洲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地区排除在外。
撰写这样一部书，必然要引用许多作家的著作。在选择引文时，我通常选中那些显然最具有影响的作家，但有时也引用不那么重要的作家，因为他们最有助于阐明我的观点。很不幸，为了表明我所讨论的对中国的误解的普遍存在，我不得不从现代学者的著作中找出它们来，而这些著作一般均是为我所赞羡不已的。我在本书中对他们以及许多人最近几十年来，朝着对中华文明真正有所了解的方向所取得的稳步进展着墨甚少，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在本书着力进行的分析，对中华文明的解释并无学术性的新观点，而只是增加了一部书的篇幅来叙述汉学史。我的宗旨一直是强调，要真正做到了解中华文明——实际上对任何文明都是如此——是何等的困难，并具体说明我们的理解何等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妨碍。因而，如果说我有时似乎对汉学巨擘们吹毛求疵，而不是充分意识到他们的伟大，那是我所从事的主题使然。
为了保持行文的连续，以免读者分心，我把注释放在了书末译文中脚注系由译者所加。作者原注释在书末。。考虑到有些读者希望进一步探究这一课题，我在注释中提出了一些供人们进一步阅读时参考的建议。这些建议面对的主要是一般读者，因为如今现成的可以为专家利用的书目材料很多。至于严肃的研究人员，我提供了书中所引用资料的出处，因为我深知缺少这些东西是何等的乏味和枯燥。
在附录中我还以更大的篇幅选录了一些重要作家的文字，这样，读者不仅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华文明态度这一大合唱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欣赏到他们单个人的独唱。
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一）
1958年春季的一天，在广州至北京的快车上，一位乘客正起劲地谈论着新中国的奇迹。这是他在这一国度的第一天。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看到一个又一个篮球场，他用手不停地指点着，激动不已。导游与其同行一样，很高兴地向他提供有关统计资料，以证明解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统计资料详细描述了全国各地篮球场的数量，引起了这位乘客的极大兴趣。在他心目中，篮球场是表明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准。
就在同一年，一位英国著名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也访问了中国。当然，他笃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不同政见的权利以及英国人珍视的其他各种价值观念。他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星期。回国后他著文告诉读者，称他向中国人问了各种各样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不同政见权及与类似观念相关的问题，但从未能得到令人满意和直截了当的回答。因而，中国“状况不好”。
上述两种看法与其说是对中国的观感，在更大程度上不如说是陈述者的一己之见。他们的陈述与其说是描述性的，不如说是自传性的。这两位先生中，前者后来成为国际篮球协会的一位官员，后者十分热衷于欧洲政治事务，以致未能向其中国主人提问出一些明智而有趣的问题。毋庸置疑，他也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解放以来”所取得的进步的材料，但他可能对统计资料的真实性感到怀疑和厌烦，而这些对中国人来说，往往看上去像英国人眼中的板球得分表那样迷人有趣。
这两位人物都是夸张的卡通式人物，但他们与实情是否相距甚远呢？不，相距不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与他们相像，因为我们对中国（或任何其他文明）的反应，部分受到当地客观情况的制约，部分受到自身兴趣、观念及潜意识需要的制约。对中国和中国人形成任何看法的任何人都是如此。结果，欧洲与中国关系史极为仰赖欧洲人对这一中央王国观念的本性，而这些观念的改变不仅与中国自身的变化有关，也与欧洲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这些发展既向欧洲人提供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比较基点，又造成了特定时期中国观念有助于满足其自身不断变更的需求和愿望。因而中国在不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西方人赋予她的互相对立的特性不计其数，此处难以全部罗列出来。本书的意图即在于分析这些有关中国的不断变化的观念，弄清到底哪些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哪些仅仅是出于欧洲的需要而杜撰、想象出来的。
在现今世界，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显然至关紧要。对我们的政治家、外交人员以及与中国和中国人有直接交往的人来说是这样，对大街上的芸芸众生来说也是这样。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未来与中国的交往就将在可靠负责、消息灵通的舆论指导下进行。撰写出有关中华文明各个方面的足够权威的著作尚需诸多时日，让足够多的人对这一议题真正产生兴趣所需的时间更为漫长。在进行这一工作的同时，描述一下较早时期欧洲对中华文明持有什么样的观念，为什么这些观念经常为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和变幻不定的，或许不无益处。它可以充当警世之作，旨在说明对一个拥有异己文化的遥远国度作出客观的判断，是何等的困难。
前文已经谈到，写出有关中华文明的足够权威的著作尚需很多时日。因而，在进入正文之前，我首先应当着重说明我们是如何开始对中国有了严肃的学术性了解的。在下文及全书各处，我将对英国方面的情况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不论我花多么大的力气同等地对待欧洲大陆人有关中华文明的观念，我的著作注定会与一位法国人或德国人出于类似的宗旨撰写的著作迥然不同。同时，既然我是为英国读者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我理应特别介绍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有关问题的态度、看法。不管怎样，偏见不会太过醒目，因为这一历史大都超越了民族界限，与我们整个欧洲的遗产相关。
由介绍英国对中国的学术性了解入手时，首先必须指出，在这方面并没有久已建成的等级公路形式的通衢大道，藉此英国人可以成为中国或远东其他国家问题的专家。达到这种专门知识的途径往往古里古怪，时常危险遍布，荆棘丛生。传教、领事工作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在过去一百年间强行打开了穿越汉语与世隔绝的丛林的通道，但在此之前孤零零的个人却负担起了首开人际罕至之小径的任务。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渴望招募日本专家到其宫廷服务。她颁布命令，在其所辖广袤的俄罗斯之东北沿海寻找失事的日本水手，一经发现，就应送往首都，勒令他们充当那里的日语教授。我从未听说过哪一位汉学家是以这种随意的、不太可能成功的方式招募来的，虽然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门户开放并允许传教士在其境内进行传教活动。商人进行商业活动之前有许多证据表明这类人极其缺乏。18世纪末叶，马戛尔尼伯爵率外交使团到了北京，试图与中国人建立起更令人满意的商贸和外交联系，但他遍寻英伦三岛，却找不到一个能讲汉语的本地居民。确实，正如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爵士（汉名德庇时）德庇时爵士（1795—1890年），英国外交官，汉学家。1816年随使团来到北京，充汉文正使，后升任英国驻华第三商务监督、第二商务监督，1844年任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同时任香港总督及总司令。1848年去职。若有《中国诗歌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见闻录》和《中国杂录》等。不无夸张地所言，“为了促成传教这一重要使命的实现”，传教团成员的资格“降到了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窘境，以致雇佣两位天主教教士充当通译”。事实是，他们不得不到相隔甚远的那不勒斯，终于在那里雇到了两位正接受教士培训的中国青年。
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二）
一代人过后，情况未见有什么好转，就连早就允许欧洲人经商的广州也是如此。S韦尔斯•；威廉斯（汉名卫三畏）卫三畏（1812—1884），美国外交官，传教士出身，1837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1856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1862年携家眷到北京居住，曾七次代理使馆馆务。1877年回国后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著有《简易汉语教程》、《中国地志》、《中国总论》、《我们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和《中国历史》等，另编有《汉英拼音字典》。于19世纪30年代呆在广州，自学了汉语。他注意到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他只记得在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期间有五位这种人。林则徐的禁烟之举成为鸦片战争（1839—1842）的导火索，他本人因此广为人知。这五个人中不包括葡萄牙人，他们在澳门经营已久，根深蒂固，但能说汉语之人却寥寥无几。主要的障碍在于中国当局不乐于让外国人掌握这一语言。当地人私自向外国人传授汉语属于违法之举。威廉斯自称他的老师在授课时总带着一双鞋，这样在受到盘查时就可谎称是鞋匠。他还说，罗伯特•；莫里森（汉名马礼逊马礼逊（1782—1834），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由纽约至中国。1816年至北京，任汉文正使；1824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汉文水平较高，编著有《汉语语法》、《汉英字典》、《广东省土语字汇》等。曾把大批中文书籍捐赠给伦敦大学。，为抵达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的一位汉语教师总是随身带着毒药，这样一当发现自己被告抗令不从，就可服毒自尽，免受皮肉之苦。后一故事难以令人相信，因为把所从事的工作描述得比实际情况更为危险，显然更具有经济上的好处。不过在那一时代，欧洲人想精通汉语无疑有着各种难以逾越的困难。
在此之前的那一时期，欧洲人熟练掌握了汉语，当时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得到了认可。下文将要看到，这些传教士向欧洲发回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料，但在18世纪后期，天主教传教团黯然失色，不再得势。他们写下的文字虽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开创性著作，但现在人们不认为这些著作对中华文明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中文和中华文明进行的真正学术性研究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在英国各大学扎下根来。虽然英国第一个中文大学教授席位早在1838年就在伦敦的大学院设立了，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研究才名副其实地开始繁荣起来。从前关心这些问题的主要是一些孤单的由外交领域或传教活动转入学术圈的教授。研究人员极为罕见。直至20世纪30年代，英国才有了第一位有着完全学术背景的中文教授，至20世纪50年代，在这一国家（实际上在世界任何地区）中文教授席位，才为英国一大学中文优秀生课程培养出的人所据有。即使在这些研究略微更专业化的年份里，一些最伟大的工作仍然是由未获得中文学术职位的人完成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约瑟夫•；尼达姆（汉名李约瑟）李约瑟（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家，曾任剑桥大学凯厄斯学院院长，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著称。著有《中国的科学与西方》和《中国科学技术史》（七卷）等。，他的专业是生物化学，以及亚瑟•；韦利，他在年轻时似乎注定要以向南美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