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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或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前484？—前430／42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散文之父”和“民族学之父”，所著《历史》主要记述希腊波斯战争及小亚细亚、波斯和埃及等地区历史，系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史书。的著作，在读到萨拉密海战此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80年9月，为希波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希腊联军大败波斯海军。故事时，谁不像阅读某些当代报道那样，心潮澎湃呢？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在萨拉密海战的当日，我们文明的整个遗产都受到了威胁。”就这样，格罗塞以人们普遍具有的对希腊经典作出回应的能力形象而具体地说明，西方人的“参与往昔”感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夸大，托尼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4），英国经济史学家，以研究1540—1640年英国经济史著称。主要著作有《贪得无厌的社会》、《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6世纪的农业问题》和《中国的土地和劳工》等。之中国人具有超常记忆力的观念与此非常相似。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四）
由中国恒久不变的神话进一步推导出来的一个论断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人一直能够随时同化征服其他的人。阅读清王朝时代中国的许多叙述，人们意识不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外来民族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极为自然地勤于培植这一信念，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这种说法是极为危险的。当然，征服者承认中国文化居优势地位，并主要依靠业已存在的机制治理国家。虽然如此，我们不要过于为这一现象蒙蔽，因为征服者确实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和法律手段维护其特权、优势地位和贡纳。极其重大的变化，诸如满人不可避免地忽略海权，小的变化，诸如采纳满族风格的宫廷服饰，凡此种种均使得清代的中国与明代大相径庭。非常可能的是，人们对满人征服所带来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13、14世纪蒙古人统治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类似本章中所描述的对中国历史的这种错误观念，要想予以清除，须得欧洲史学家进行一丝不苟的耕耘、梳理。考虑到18世纪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广泛兴趣，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学术了解仍很少，实在令人惊奇。要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必须考虑欧洲思想史、知识史上的某些因素，它们倾向于鼓励人们在研究对它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因素的同时研究中国历史。
18世纪期间的学术氛围普遍对中国有利。新的拥有令人瞩目文明的国家的发现，以及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文明被那些养成了“高贵的蛮族”思想的人的罗马化，对未受挑战的基督教优势地位造成了重大打击，并赋予那些信奉自然宗教、反对天启信条的人以力量。因而，总的说来，启蒙运动对进一步挖掘、探究中华文明非常有利。
但随着那一时代过分亲华倾向而来的，不可避免地是朝着相反方向的运动，同时理性主义者中不乏以批判的口气谈论中国的有影响人士。卢梭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他们的一切所谓美德都无法使他们免遭被满族人征服的命运。孔多塞与其先辈们一样认为世界的未来图景受制于理性，但反对那种认为许多文明都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的思想，而支持朝着文明成就的高峰单线进步的观念。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要》一书所概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九个阶段中，中国仍处在原始的农业国家的水平。
19世纪期间，文明进步的这种单线发展观念大行其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工业、社会和政治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引人瞩目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诱使人们把文明形象化为一个标尺，由此衡量出欧洲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要进步得多，而且诱使人按照欧洲的范畴、类别对其他文明作粗鄙的分析，把它们与欧洲文明的早期各阶段相比较。这样一种假说潜存于在欧洲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的作品之中。比如，在黑格尔眼中，人类朝着他自己特别的精神自由观念单线发展；再如孔德，他认为人类经历了三个独立的理智（知识）发展阶段，分别为“神学的或虚构的阶段”、“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阶段”以及“科学的或实证的阶段”，三个阶段呈单线发展，最后达到三个建立在对其本性有着科学理解的公正社会；斯宾塞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哲学是各学科原理的综合，并将此学说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说。著有《综合哲学》、《生物学原理》和《社会学研究》等。则从哲学角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予以发挥，把人类视为经由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单向发展的进程。就此而言，用19世纪的观点看，中国不可能受到很高的评价或被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同时人们易于把研究中国文化视为严肃的史学家真正关心的东西之外的东西，后者应把自己局限于研究充分发展的社会，而把其他社会交由各门正在形成的新学科来处理。这些新学科中有一门是社会学，该词本身就是由孔德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者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等。创造的。民族学也是一门新学科，它成为一个很便当的容器，对非欧洲民族的文化的研究被很方便地纳入这一容器之中。另外，人们确实依然广泛相信，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只适用于那些没有历史的民族，因为“历史本身并不重复”，因而与通过人类学方法对各个社会进行的比较研究并不相容。
在此同时，考古学家使单线发展观进一步加强，他们开始提出建立在石头、青铜、铁器使用之上的时代阶段，并开始把它们与文明发展的各阶段具体联系起来，从而选择那些琐碎的、偶然性很大的事实为标准，因为用这些原料制作的粗陋的器物残存下来，而人类精神生活却注定痕迹全无。这样一种人类按直线像魔术般的豆茎那样发展的观念（汤因比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发展了德国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论，主要著作有《历史研究》（12卷）。之语）至今仍在危害着史学研究。
另一方面，在孔德的著作中内含着一种与单线史观相冲突的看法，即个人是重要的及所有人都拥有同等权利的信念。19世纪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持有类似思想，虽然它离具体实现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它是以往一百年间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因而，正如雅斯贝斯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哲学是对存在的主观解释，著有《哲学》、《哲学信仰与启示》等。对该理论所作的描述那样，“苏丹黑人之间的战争与马拉松战役和萨拉密海战处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甚至还可以说，从涉及的人数来看，它比后二者要重要得多”。
一旦这一观念被发挥到其逻辑极致，它就变得荒谬不经，对此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回应就是，如果拥有足够的原始资料，可以进行深奥的分析，历史研究的价值就会增大。同时，仅仅根据这些理由，对多数学者而言，研究欧洲史比研究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民族的历史更受重视。进一步来说，历史学是由有限的一群人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从事的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撰写历史时所处环境及表述它的需要和兴趣的制约。读者的作用也很重要，因为，如巴特菲尔德教授所述，“每一个时代都与史学家把事件放入一个与当代偏见相关、满足当代政治欲望的框架相关”。
正是这种对历史研究的本质主体性的深化认识，这种对历史学家注定要回应他自己所处时代压力这一事实的认识，现在使那种终极的、普遍的史学失去了价值，而那种史学却是与19世纪的历史趋于最终完善的普遍观点相契合、一度为史学家梦寐以求的。这样一种历史本会赋予中国历史一个适当的位置，因而，人们对历史研究所具威力的这种过强的信心的丧失，再一次削弱了研究遥远国家历史的要求。既然在阐释欧洲历史方面尚有许多事要做，因此没有多少现代史家有意把目光转向遥远的异域。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五）
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后，大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约翰•；E爱德华•；D阿克顿（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提倡基督自由伦理观，晚年主编《剑桥近代史》。显然依然充满信心，认为终极史学仍有可能实现。1896年10月，他在向剑桥大学评议委员会就他主编的《剑桥近代史》一书作报告时指出：
这是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有用的方式，把19世纪将要遗留给后代的知识详加记载的绝好时机。……根据恰当的分工，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能使国际研究中的最新文献和最成熟的结论深入人心。
在我们这一代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历史。然而，我们能够抛弃因袭的历史，并向世人表明这一点。既然一切情报资料都可能得到，每一问题都有可能加以解决，我们也就能够指出从这一历史过渡到另一历史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达到的境界。这段话出自1907年版《剑桥近代史》第一卷总序：“本书的缘起、作者及编写经过”。
对现代一些不安分、持怀疑主义思想的人来说，这是让人难以谅解的天真幼稚，它把史学家的工作说成是耐心地收集资料、积累史实，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解决问题又带来新的问题的永无止境的过程。相比之下，而今的人们充分认识到，史学家研究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论它们是什么含义），而是有关历史的观点。历史学家是由承袭过去和他自己所处时代环境构成的一个人，对经过往昔不计其数的心灵筛选整理后传到他手中的资料进行筛选整理。他是否会与另一位根据同样的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得出在各个方面完全相同的结论，或者他是否会就此提出同样的问题，答案是可能性非常小。这样一来，我们又有多大把握，有多大可能达到终极的历史真理呢？
与此同时，各种新的辅助性技术，诸如经过改善的考古学方法，给史学家提供了帮助，向他提供了更准确、更详尽地了解历史的可能性，但同时，在他力图掌握新的资料和新的方法之际，进一步使他失去了对终极目的的意识。另外，心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历史学家一方面认识了人类知识的新的领域；另一方面，对宣传和劝导技巧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即真理是很难追求得到的。而在同时，越来越丰富的新资料由世界各学术出版机构公布出来，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往里面添加属于他们那一份的信息和观点。史学家把目光放低，没有试着把中国这样庞大的文明添加到其他研究范围之列，就是毫不令人奇怪的了。
因而，普遍历史看上去与终极历史一样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在英国，普遍历史倾向于仅仅是各单独国别史的大汇集。而在德国，哥廷根学派却把其研究的范围扩大，把远东包括在内，并在同时试图把这些研究的成果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史。但这一尝试注定要失败。他们心中吸引其注意遥远地区事端的浪漫主义情绪不得不让位于他们对真理的热爱。他们必定会认识到，他们的理论所藉以建立的证据相对于他们对欧洲的了解来说逊色得多，因为他们有着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种种有损名声的肤浅例子作为警戒，这刺激他们建立严肃的学术标准。同时，整体历史的观念，就所述现代时期而言，逐渐被认同为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史，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迄今现代时期最重要的发展。历史学家舍弃了对东方的兴趣，而整体历史被认为是欧洲历史及其与其他地区的交往史。因而，欧洲学者所传播的中国历史知识局限于诸如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起义这样一些插曲了。
此外还出现了一次重心转移，它使人们舍弃了对东方的兴趣而集中精力研究欧洲历史。德国哥廷根学派的大历史学家们对最广泛意义上的历史也就是文明史感兴趣。但英国影响的增大使人们注意的范围变窄了，集中在政治史上。这部分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培育政治家的强权愿望——如此一来使历史与政治产生了更密切的联系，同时动荡不安的19、20世纪期间政府的倾覆致使政府档案馆中的原始资料越来越多地为人使用，使得这一趋势得到了加强。这在历史研究的条件方面引发了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对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