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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越来越多地为人使用，使得这一趋势得到了加强。这在历史研究的条件方面引发了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对政治史尤其是欧洲政治史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因为，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没有任何可以真正称作政治史的东西，除非它不再固守其古老的、静止不变的治国方式而开始采用欧洲模式的政治制度。
另外，在更具有哲学色彩的层面上研究政治学，不可避免地与强大的欧洲政治思想传统联结在一起，后者总是提供普遍适用、不考虑地区分工的答案。这是因为，自柏拉图以后，政治哲学家的结论一直得自有关人性的先验的假说。与西方政治生活研究相契合的培训使政治学家们不适于研究涉及人类大多数人的政治学。
忽视中国历史给人造成了一个单调乏味的表象，它使得人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中国得到借鉴。雅斯贝斯这样描述多样性的缺乏：“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看上去有着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开端。……金字塔、万神殿、哥特风格的大教堂——中国在历史序列中没有呈现出如此多样的现象。”就连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人也这样写道：“我认为中国历史（除少数插曲处）不会永远被视为构成人类总体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组成部分。”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六）
西欧重要性的衰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变化，对修正这一局面起了帮助作用，并令史学家们不无震惊地感到他们以前的研究根基过于狭窄了。巴拉克勒夫教授这样描述他是如何感受到需要把东欧知识纳入其作为史学家的知识储备的：
就我而言，我认为，我所学到的历史有着种种致命的局限性，其中一个暗示——但决非唯一的——是，它使我对一个东欧国家显然注定至少比从前（或者至少在我所承袭的历史方法中看上去）起更大作用的世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在这一意义上，对我而言，这样说实属一个可以原谅的夸张，即1943年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致使对欧洲历史作出全面修订势在必行。我惊恐不安地认识到，在英国一所大学的三年和德国一所大学的两年学习使我实际上忽略了东欧历史，只是在它们与西方发生外交关系的某些问题上才对它们予以些许注意；我更加惊愕地认识到，我设法带着不无道理的成功感向大量有天赋的学生（至少由考试结果看如此）教授历史，教了如此长的时间，却从未感到有必要弥补这一缺陷。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表述，但当把它与普利布兰克教授呼吁将这一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研究相比时，巴拉克勒夫教授的视域显然仍太狭窄了。普利布兰克是在大致与巴拉克勒夫发表上述观点的同一时刻发出以下呼吁的。他这样写道：
远东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一直是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在有形的含义上是如此，即自无法追忆的往昔就存在着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且中国人在本质上与其他任何地区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或者与其他东方民族的体验，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或者与我们直系祖先的体验一样，对我们是适用和有益的。如果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人们的本性，了解所有的局限和潜能，那么，倘若我们不把中国人考虑在内，我们就不能充分对我们的任务作出正确评价。
虽然现在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有愿望在汉学家和欧洲历史学家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填补双方之间存在的宽阔的沟壑，但要创建适宜的手段并非易事。现在可以见到的所有有关中国历史的概述都经不起严肃的历史学家的反复推敲。它们涵括的时间跨度太大，由此不得不采用过于浓缩的压缩方法，据以进行这种工作的第一流的专著是如此的缺乏，洞察入微、准确和生动的美德注定付诸阙如。进行这样一种工作的困难和避免其某些前辈的陈腐思想和规约的愿望，导致现代学者在一个因研究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美国各大学中）致使这种分工占有切实比重的时代仍趋向于较狭窄的专业分工。其结果就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著作不断问世，但它们往往在程度上过于深奥难懂和有局限性，不能吸引一般读者或一般历史学家的兴趣。至于中等水平的著作，比如单个王朝的历史，则尚未问世。原始资料浩如烟海，错综复杂，足以令任何一位严肃的学者望而却步。
要使其资料能为一般读者掌握，汉学家们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不要因过于轻易地把它们与西方相类比而玷污了自己的工作。这一错误在普及性著作中令人不胜枚举。我们并不需要像顾立雅这样赫赫有名的学者在一本有关孔子的通俗性著作中如此急不可耐地强迫中国古代的这位圣人屈从于现代美国民主政治，以致认为可以很有趣地说：“孔子不会同意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断言：‘世上众生天生平等’。”这种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思想家的不好习惯——比如称荀子为“中国的亚里士多德”——最易于使人误入歧途。虽然作者这样做怀有一个良好的心愿，打算藉此帮助读者熟悉东方的情况，但这是新教做法的产物，即仅仅依照它与西方相近的程度衡量中国思想的价值。这是欧洲中心论和基督教自我满足感的产物，令人不由得联想到19世纪中叶理雅各按照“孔子在多大程度上缺乏基督教理想”来评价孔子的做法。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固然可以进行对比，但只能谨慎行事，在对双方都有真正了解和认识的情况下进行。
由于缺乏人手，困扰他们的问题过多过重，因而汉学家们未能对中国作出可以为西方历史学家使用的学术评估。虽然如此，汉学家们也仍可以有小小的抱怨余地，说西方史学家忽略中国，或者他们经常持有对中国的错误观点。尽管这样，发现许多西方史学家的作品中仍不断有下述假设，即历史是与欧洲史学传统有着共同时空范围的，实在令人气恼。试图超越这一态度从事研究的人寥若晨星，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应当考虑一下20世纪的几个代表性例证，看看他们在成功描绘中国历史的概念上准确性如何。
我不必在此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再费笔墨。该书是本世纪为数不多的几部试图解释世界历史的著作之一。虽然它对人不无启发作用，但它的观点建立在旧有的陈腐观点之上，人为地使之适应种种先验的假说。大致在斯宾格勒的著作问世的同时，另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论著在英国出版了。这就是HC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间出版的最成功的史书之一，销售达200万册。仅凭这一点，它就值得人们注意。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七）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看到需要从世界范围上思考问题，以避免在将来出现这种浩劫。韦尔斯撰写该书，是受到了这样一种事实的刺激，即缺乏一部用这种总体的历史观写成的著作。他的著作受到了当时前去西英格兰皇家艺术学院听课的那些受到平民教育的人的热烈欢迎。正如他在后来一版引言中所述，“它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新的人数众多的有知识阶层，他们急切地随时准备填补学校和学院教育的缺陷，正是这样一种对历史事实整体观的广泛需要，远非《史纲》本身所具有的任何文学优点，使之获得了如此大的反响”。
他在引言中还注意到“欧洲历史学家如何严肃地削减中亚高原、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在人类戏剧中所占的份额”，但如果因此对韦尔斯寄予厚望，希望他在自己的书中能对这些文明公正对待，那就会深感失望。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非常非常少，比如元朝和明朝统治时期这三百年的历史在书中零零散散加在一起总共只占了一页。里面有一些有远见的段落，譬如严厉批判19世纪欧洲列强曲解了他们的信仰和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暂时优势。他这样写道：“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像法国人或英国人一样有能力干地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相信在西方存在着某种固有的知识趋势，在东方存在着某种固有的懒惰和保守思想，从而确定欧洲人永远在世界居主导地位。”但在书中其他地方他表明自己承袭了他斥责的欧洲中心论衣钵，前文第98页所引段落即为例证。他还表现出他自己的偏见：比如，在提到儒家经典时他说，“当一个人呕心沥血掌握这些经典时，他的价值体系也就像牛津古典学者的价值体系一样刻薄、不可救药了”。欧洲中心论隐含在书中各处，但在谈到中国时不像叙述日本史时那样明确。他这样写道：“正如明朝统治下的中国，日本顽固不化地反对外国人干预其内部事务。它是这样一个国家，过着自己的文明生活，神奇地把自己封起来以防外人介入。我们迄今尚未怎么谈到它，因为没有多少可谈的。它那色彩丰富、具有浪漫特色的历史游离于人类事态的总戏剧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读到那些话，回想起韦尔斯号称自己撰写此书的主旨，真是莫大的嘲讽！
当然，韦尔斯是位充满热情的自学成才者，而不是一位冷静的学究。另外，他是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撰写此书的。让我们把目光转向20世纪60年代，看看一部像韦尔斯撰写《世界史纲》那样试图为我们这一代做同样事的一部书，从中我们肯定会发现有了难以估量的进步。在这方面，还有哪一部书会比丁鲍尔的《新编世界史纲》更为合适呢？因为该书书名与韦尔斯的著作相对应，同时作者说他的著作“旨在对一位西欧人心目中的世界史的要素作现时代的简明扼要的介绍”。鲍尔先生是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称自己由于主编《简明世界史百科全书》而“比多数历史学家要更具备资格”撰写这样一部书。
然而我们从书中可以读到什么内容呢？由于没有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并使用一贯性的罗马字母，再加上因没有采用罗马字母体系而造成的误读现象，导致该书在像汉语这样多同音异义词和近同音词的语言中出现了难以忍受的混乱现象。由于鲍尔先生是位现代主义者，因而该书易于出错，在有关时代的部分中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使用枯燥乏味、实际上没有意义的概括归纳。比如说，“商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识文断字的文化朝代，其青铜、玉器和象牙制品预示着中国最优秀艺术的风格——著名的蝉式风格，具有典型意义的牢固性和青铜的精妙的比例，玉器的光泽”，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即使说用某种更可让人接受的词语取代这种对商代艺术的怪异的描述，那么从总体上说希腊的雕塑、建筑和诗歌创作预示了欧洲最佳艺术的风格是否没有意义的程度就有所降低呢？
鲍尔先生认为古代中国“拥有粗陋的货币——贝壳、骨币和加上印记的皮革——只有在中央集权的汉帝国统治下，金属通货才得以使用”，而事实上早在汉代之前七八百年，远在西方最古老的铸币即吕底亚和希腊铸币出现之前，中国就有了青铜铸币，他是从何处得到这一消息的呢？与此类似，鲍尔先生把铁制武器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定在汉代，这也比事实晚了几百年，因为它实际上在汉代的前代秦朝统一中国的列国纷争时代即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了。
年代误置确实是鲍尔先生撰写的有关中国部分的突出问题。他一再重复久已被弃置的道教由老子创建（老子是比孔子年长的同代人），抓住孔子是《春秋纪年》的作者这一过时的观点不放。但年代误置的最极端的例子是下面所引有关战国时代的叙述：
确实，他们把个人完全依附于社会认同，接受专断权力，以一种罗曼蒂克的逃避主义观点培植享乐态度和对自然的极端的敏感，变得老于世故，以此为条件业已达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程度。这里有一种对人的无情的判断，一种对不可救药、无可挽回局势的质素的敏锐觉察力。实干家们惯于用深刻的诗句突出其成就，而官员往往是诗人。中国的上层人士已经“掌握了一种表现其内心深处情感的新手段。他们撰写诗文，尤其是，他们擅长绘画”。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八）
这段话肯定不是对公元前5至3世纪中国情况的客观描述。读起来这更像是一千年过后唐朝的写照。而且，引文末尾转引的话完全出自W埃伯哈德的《中国史》，描述的确确实实是唐朝时期道家的情况，与战国时代完全没有关系。
虽然我们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