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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这一时期乐于看到蒙古统治者好的方面，实际上与他们享有较高贵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多少关连；相反，这最终可以追溯到自我保护的动物本能，其中存有一个希望，即蒙古人并不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野蛮不化。13世纪上半期蒙古大军的推进使整个欧洲都感到危险迫在眉睫，1241年大汗窝阔台死后，敌对的蒙古首领之间的斗争看上去只使它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随着匈牙利遭到蹂躏和被占领一年有余，随着信奉基督教的俄国现在沦为蒙古帝国的一个省，西欧各国的首领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生存所面临的威胁。但此时他们产生了一个狂热的愿望，希望蒙古人不像蹂躏东欧所显示出来的那样恶劣。这一方面因为在东方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信奉基督教的统治者的流言，一方面因为支持反对撒拉森人的现实需要而有所加强。因而蒙古首领在西方人眼中变成了一个新的人物。
起初征兆并不有利。125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派遣代表团，试图避免近在眼前的危险。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既需要体质健康，能够承受布满风险和不舒适的漫漫旅程，又要求有勇气面对他们所深入其中的蛮族腹地居民的野蛮残暴，为了这一使命，教皇选中了普拉诺—卡皮尼的约翰，此人是位方济各会修士，年已65岁，他对自己要经过的国家和当地人使用的语言一无所知，实际上对与他行程相关的一应事务一无所知，只知道那些他不得不打交道的人的可怕的名声。他在来往途中吃尽了苦头，随身未带多少资用，惟有自己的信仰。只有一位同伴即波兰人本尼狄克与他同行，但他以非凡的毅力抵达喀喇昆仑山附近，参加了贵由可汗被宣布为新的大汗并进行加冕仪式的大会。他们回来时带来了贵由致教皇的一封信，该信至今仍存。贵由在信中贵由在信中这样写道：“长生天气里，贵由大汗，全人类之君主圣旨：咨尔大教皇，尔及西方基督教人民，远来与朕讲和。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尔等居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信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竟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转引自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1977年7月中华书局版，第184页。直截了当地称他征服的成功证明自己得到了神助，要求教皇臣服。
卡皮尼所撰写的关于其经历的叙述因被博韦的文森特收入其《世界镜鉴》一书而广为人知。该书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之一。文森特没有去过中国，他的叙述只包括有关契丹人的一部分资料，但由于它问世于马可•；波罗之前一代人，是本书中将要引录的年代最早的描述中国的资料，因而值得全文引用：
契丹国人崇信异端，自有文字。据云，亦有基督教的《旧约》与《新约》。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之传记。国中有隐士，遁居山林之中。有专舍，类于吾国之教堂，备祈祷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天主而已。亦礼拜崇敬吾教中之圣人耶稣基督也。又信灵魂不死之说皆与吾人相同，唯无洗礼而已。吾教《圣经》，其人亦敬信之，礼爱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济贫乏。礼俗谦让，为人温恭，无胡须，面貌与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宽。自有语文，精于工艺，其巧世界无比也。地极富饶，丰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译文据张星烺前引书，第186页。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六）
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有关中国文字的简短而没有提供信息的记载（对此马可•；波罗根本没有提到），同时我们还已看到了构成马可•；波罗游记典型特征的对物质丰富、工艺技术高超的强调。这里所说的《旧约》和《新约》可能是指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经文。不管怎样，我们见到了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等同起来之趋势的一个粗鄙的例证。这往往有损后世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的理解。
教皇英诺森后来又派遣了一次传教团，但同样遭到了拒斥。此后，当时正在参加针对埃及的十字军东征、身在塞浦路斯的法国国王路易于1248年发出了一封信，获得了较令人鼓舞的回应，后者称大汗有意保护所有基督教徒，其中还提出帮助他们反对撒拉森人。受此鼓舞，路易当即派遣了一个重要传教团，以朗居莫的约翰为团长。传教团得到的却是具有威胁性的反应，但此次他们了解到了基督教在蒙古腹地所具有的影响力，足以使他们把蒙古人视为反对伊斯兰教的一个有益的盟友，而不是对基督教和欧洲生存的一个威胁。当蒙古人把侵略的矛头确实转向南方威胁伊斯兰教的生存时，这一观点得到了证实。
自12世纪中叶开始，就有流言称一位拥有巨大权力、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统治着远东大片地区。一封伪造的据称由祭司王约翰送给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信件曾广为流传，其内容现在得到了证实。
鉴于它对回答波罗所描绘的大汗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是墨守成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的描绘与这一伪造的信件中所描述的祭司王约翰宫殿之奢华、宴席之丰盛豪华可以相互印证。信件称：“在我的王宫中，窗户是用水晶做成的。朝臣就餐的餐桌是用黄金做成的，有些用紫晶做成。……贵客休息的房间美轮美奂，用黄金和各种玉石装饰得金碧辉煌。在餐厅中，间或来临的客人不算，每天有三万人就餐。”如此一来，形形色色的东方君主都有望被赋予祭司王约翰的特征，其中有成吉思汗，当时他向西方推进的流言正在西方传开。
与此同时，必须记住，由于中世纪的宇宙哲学把人间天堂定位于东方东端，人们乐于充满希望地朝向东方。因为在《创世记》中据说上帝在靠东的伊甸辟了一个园子，而这种证据对教会地理学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蒙古人对基督教充满好感，包括拔都——大钦察汗国的缔造者——的一个儿子皈依了基督教这一特别的消息，这些附加的新资料鼓励路易国王再次派遣传教团。第二次传教团比第一次更具有宗教性质，因为它是要与中亚的基督教徒建立联系。该团团长为一位佛兰德方济各会修士，名叫威廉•；鲁布鲁克。
威廉对其游历情况作了生动而具有观察力的描述。虽然如此，我们不应花费过多笔墨介绍这一方面情况，因为他谈到契丹的地方同样寥寥无几。1253年，他既访问了拔都的大本营，又造访了喀喇昆仑的大汗宫廷，并对他与大汗会面和在喀喇昆仑与伊斯兰教、佛教代表举行的一场大辩论的情景作了非常迷人的叙述。
他把契丹等同于自古为塞里斯人居住的国家，提到了该地使用的丝绸数量和中国工匠、医师的技艺。他提到了纸币（“契丹国通用之钱币，皆为棉纸制成”）和毛笔，并对中国书法作了含糊的解释：“每一字合数字而成全字。”与马可•；波罗的故事相比，鲁布鲁克的著作一直未获得多少人们的注意，直至近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继续进行威廉•；鲁布鲁克工作的是约翰•；孟德高维诺，他取得了某些成功，甚至设法在汗八里建立了一个永久性传教团，不过他不幸直至1294年忽必烈可汗死后才抵达那里。他与西方的重要联系被切断了，直至1307年罗马才再次承认他的存在，任命他为汗八里大主教并给他派来增援人员。他寄回欧洲的信件几乎只与传教任务有关前引张星烺书第216—227页可以参考。。这些信件读来引人入胜之处在于能够使人稍微了解到教会在这一遥远的前哨阵地的宗教生活情况——比如，我们看到，皇帝如何乐于聆听唱诗班男童的演唱，由约翰举行洗礼，跟他学拉丁文——但对本书宗旨具有重要意义的记述要等到奥多里克•；波代诺内那里才出现，后者在14世纪20年代初经印度抵达中国，在20年代末经中亚回到故土。与约翰的信件相比，他的记述没怎么谈论基督教在远东的命运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游记，作者被他遇到的许多奇迹迷住了，同时与马可•；波罗一样，他也担心读者不相信他的记述，声称他有意略去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没有记录下来，“因为人们除非亲眼见到，否则不会相信的”。奥多里克又一次重复了马可•；波罗所述的城市辉煌壮观、国家人口众多、人民技艺高超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情况：“蛮子省境内有两千多个大城，该地盛产人类享用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面包、葡萄酒、米、肉和鱼。”在他的笔下，广州几乎相当于一个像威尼斯那样的独立城市国家，因为他说它拥有一支“数量极其庞大的船队，除非你亲眼见到，否则殊难相信”。杭州也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正如昔日马可•；波罗那样。他写道：“在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比它更大的城市。……它方圆足有一百英里。……其郊区非常大，那里的人口甚至比该城本身的还要多。它还有十二座大门：从上述每一座门，顺大道向前走大约八英里远，都有一座据估计与威尼斯和帕多瓦相当的城市。……城内有一万一千多座桥，有许多我都走过和数过；每一座桥上都驻有一定人数的士兵，日夜不停地替身为契丹国皇帝的大汗守卫着这座城市。”他为所看到的种种奇异之事兴高采烈，是第一位提到妇女缠足陋习、留长指甲（一种高贵的标志）以及用鸬鹚捕鱼的人，其办法是把那些水禽的喉咙用绳子圈住，使之不能吞食捕到的鱼。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七）
奥多里克是中世纪最后一位到达中国、留下了重要游记的人有关奥多里克的情况，可参阅前引张星烺书第235—238页。其东游录也有中译本问世，收入《海屯行记鄂多里克东游记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书中“鄂多里克”即此处所说的“奥多里克”。。如前文所示，这些游记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提到了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最为繁盛的地区处在大汗的统治之下，后者不仅是各个时代最为强大、最为富裕的统治者，而且仁慈、公正，并且对基督教没有恶意。那里有众多大城市，货物之多不胜枚举，船舶不计其数，航运业发达。虽然这些记述在许多方面是准确的，但某些段落因夸大受到损害，其他段落因游历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的环境而有所偏向。马可•；波罗出自一个以航海为生的蕞尔小邦的商人家庭，从一个商人的眼光看待其经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业利益上，对事物之精神的一面基本上没有提及，虽然中国非同寻常的宗教习俗确曾吸引住他。他为大汗宫廷之豪华、规模之大而震惊，为此蒙蔽了眼睛，没有注意到该国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尽管他声称自己曾在大汗手下任职，但他有时提到行政区时好像它们是处在忽必烈君临之下的独立的王国。因为由一个非常复杂的官僚机构管理下的庞大帝国的思想是完全超出他个人经历之外的。当然，直至他们发现科举制是必不可少的之前，蒙古人确实放弃了中国那种通过竞争性的文学考试（科举制）招募文职人员的特殊做法。因而，任何在蒙古势力扩张的早期到达华北进行访问的游客都注定会对中国人的传统制度得出错误的印象。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西方人由于下述事实而得出的对中国印象受到扭曲的一个小小实例，即在蒙古王朝和满清王朝——此为与西方进行接触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统治期间，中国处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其某些特征与汉人的那些特征混合在一起了。这一对大汗的权力和美德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忽必烈个人具有的宽容和无偏见的品质。但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它也反映了西方人的一种希望，希望有一位伟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君主能够从后面猛击撒拉森人。马可•；波罗与大汗之间理想化的关系后来又见于耶稣会侍臣与其尊贵的帝王主子康熙和乾隆的关系上。因而可以说，马可•；波罗不明智地播撒了对中国君主政治总特性有所误解的种子。这一误解在于未能看到，官僚机构并不是帝王的工具，而是像越来越为人理解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