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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繁荣。他写道：“他们的修士很少受到尊重和礼待。考虑到他们所能施加的惩罚，只有首领和官员才受到尊敬。最后，这里丰饶富裕，人口众多，虽然该地人均为异教徒，并因而受到不知道永远荣耀的上帝之人恶魔般的蹂躏。但愿上帝能令他们皈依并引导他们步入正途。”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十）
这种情感在后来几百年传教士的作品中经常重现。叙述至此，我们停下来小结一下这三位伊比利亚半岛的旅行家。他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正如博克瑟指出的那样，克鲁斯对“中国的生活和习俗所作的许多观察，先于后世耶稣会士作家的观察，后者往往被认为是最早向欧洲展示中国的人”。拉达甚至在系统收集和研究中文图书方面也早于耶稣会士一步。他们为门多萨的中国史提供了基本资料，后一著作出版于1585年，在其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该国一直是经典著作。到16世纪末，它共出版了30版，欧洲各主要语言均有译本，这确保它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当时主要的思想家，诸如罗利和弗朗西斯•；培根等人，所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无一例外地源于这一著作。它所描绘的中国的新形象仍然以财富和繁荣为特征，但这是普遍富裕上的繁荣、富有，而不是王宫的辉煌，对于这一点，其创造者当然没有目睹过。但在同时，出现了强调该国公正的行政管理的现象，这在紧接着的一个时期将成为耶稣会士所描绘中国形象的主要特征。然而门多萨所依据的三个资料来源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那就是未能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生活以及他们认识到的公正背后隐含的思想作任何介绍。16世纪的旅行家可以在市场上进行观察，却无法了解研究的秘密。
在此后几百年间，一些学者设法使自己熟悉中国的文学，从而获得了有关该国的新知识。他们将在这一有关中华文明的平面图像之上添7一位地方行政官员在工作：蒙迪有关中国图景的现实主义绘画之一。博德莱亚图书馆，MSRawlA315（第144v面至于45r面之间）。
承蒙博德莱亚图书馆馆长惠允使用。加另一特征。但该国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和辉煌的旧有观念仍居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相对真理转变成了神话，而历史之一起一伏的过程则使得中国衰落下去，而使得欧洲上升到更高的地位。在17世纪，耶稣会士的活动在欧洲与中国接触史上构成主干，但具有某些意义的附带插曲是1636年第一个英国远征队到了中国，这是一群旨在寻求商业便利条件的武装商人，以约翰•；温德尔船长为首。他们在广州港湾卷入了一系列小型冲突，经历了一个密谋与反密谋的折磨人的过程，其中两方主角中均有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插手，后者担心新来者会危及他们享有特权的贸易地位。这样一来，温德尔不得不一无所获地离去，并经历了某些极为令人不快的苦难，包括一次用火船焚毁他们船只的企图。有关其冒险经历的叙述由康沃冒险家彼德•；蒙迪编纂成册。它具有某种权威日记作者的魅力，其新鲜之处在于完全未加修订的逐日记录所发生的事件，事后未作任何分类或遴选，其文字经由作者所作的某些有趣的概述显得栩栩如生。虽然相较于研究西方中国观念的学者而言，该书主要对军事或海军史学家以及对直截了当地研究中英关系的史学家更有意义，但它确实构成直接描绘中国的最后篇章。
虽然该书的框架也是先分成类目再分段叙述，但它与拉达记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标题显示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的逻辑性和连续性，而蒙迪的著作结构松散，行文拖拉。不过它们值得重复阅读，因为它们虽然有某种偏离主题之处，但确实提供了第一支造访中国的英国团伙中的一员发现该国最值得注意之物的梗概：
1清新的空气；2宗教不怎么受到尊重：某些人根本不信宗教；3他们的住宅；4他们的习惯；5吃喝和玩等方面的行家；6一夫多妻得到允许；7中国的优点；8商品货物，即黄金生丝；9丝织术；10糖；11麝香；12瓷器；13绿姜；14供应品；15肥猪；16黑肉家禽；17甜橙；18奇怪的螃蟹；19奇怪的蜡烛（出自木油树）；20在中国澳门使用的铸币和量器；21一个提秤；22中国人书写的方式；23中国字及其英文含义。由汉字表示的英文词；24中国钱币实行十进制，便于快速计算；25所发明的用算盘计算的方法；26在中国，字或字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单音节词。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十一）
这些段落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有关“中国的优点”这一部分，在此我将全文引录：“该国可以说在这些特别方面高人一等：悠久、广袤、富裕、有益健康以及充足。综合而论，我认为在治国之术和治国方式方面世上无一国可与它相媲美。”人们很奇怪蒙迪何以对中国作出这种称颂性的描述，因为当时明朝摇摇欲坠，政治非常腐败，而远征队并无多少机会一窥当地行政管理情况。他与他的同伴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当时那一地区令人可怜的军事弱点。促使他作出这样一种判断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认为受到对方背信弃义的对待，以及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的反应可能与一个世纪后理查德•；沃尔特的反应一模一样，后者在记录安森远征时也说他们同样未得到广州官员的合作。沃尔特直言不讳地驳斥对中国的称颂之词为“耶稣会士的杜撰”，认为“中国官员腐败，中国人偷盗成性，中国的法庭狡诈多端、贪赃枉法”。蒙迪为何对中国不持批评态度呢？这是不是仅仅因为这已经是有关中国的标准颂词而不论它们是否与他自己的经历相符全文照录呢？我们在晚得多的游客那里仍可见到类似的态度，直到19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威望出现普遍衰落为止。从乔治•；斯汤顿在18世纪末叶的记述中完全可以见到类似的看法。他是马戛尔尼使团的一员，虽然是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规模，拥有不同的地位，他与约翰•；温德尔船长近乎海盗式的远征队一样有着类似的失望和挫折感。他在描述其出使经历时不断穿插着有关异域文化概念所表现出的惰性的绝妙例证。可能这类例子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下述一段：“就天然与人工产物，其政府的政策与统一性，人民的语言、习俗和舆论，他们的道德信条，国家的民事制度、总的经济状况和稳定性而言，它是人类敛心默祷或研究所能描绘出的最伟大的集体目标。”
概览直至近代之前有关中国的游记，这虽然很迷人，但与本书的宗旨没有关联。因为我们关心的一直是那些报道了直接观察的结果、相对说来未为有关中国文明本性的成见蒙蔽的作者。后代的旅行家在看待中国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眼睛，而是带着为他们所处时代的热情或偏见涂以颜色的眼镜看待问题；因而他们的记述不能由对中国描述的总趋势中单独提取出来予以考虑，这样做将没有益处。
然而，中国富裕、繁荣，其统治者居住在美轮美奂的皇宫中，其人民得到天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这一形象在近代完全衰微了，但它却以各种方式长期残存下来，继续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产生某些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了曼德维尔的传奇如何在18世纪的小本故事书中一再重复出现，在19世纪依然流行。马可•；波罗的故事至今仍然广为人知。他们的荒诞不经的传说汇入了幻想的河流，以“中国式风格”热潮倾注入欧洲。另一类在某些方面肯定源于这一传统的作品创造了一个乌托邦中国的理想化的图像，以此来与作者本国内并不令人满意的状况作讽刺性的对比。哥尔德斯密斯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英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主要著作有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长诗《荒村》、喜剧《委曲求全》和散文《世界公民》等。（Goldsmith）的《世界公民》和兰多尔沃尔特•；萨维奇•；兰多尔（1775—1864），英国诗人、散文家，精通古希腊罗马文学，曾用拉丁文撰写抒情诗、剧本和英雄史诗等，代表作为多卷本散文著作《中国皇帝和庆蒂之间想象的对话》。（Landor）的《中国皇帝和庆蒂之间想象的对话》是这一风格的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这一传统一直存在到20世纪，洛•；迪金逊的《约翰•；查纳曼的来函》一书即为一例，它比较了英国的肮脏与一个“富裕的农民”国度——中国，他们“拥有并耕种其父辈留下的土地”。即使从更严肃的角度看，到了18世纪末，这仍可能使马尔萨斯提到中国时说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度。
许多因读了对中国繁荣情景过于乐观的描述而怀着过高希望前往中国的人，不可避免地大感失望。我们在理查德•；沃尔特那里已经看到了这种情景，同时这甚至在崇华倾向甚嚣尘上之际于18世纪早期就已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因为笛福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写过讽刺诗和大量政论小册子，曾自办《评论》杂志，后从事冒险小说创作。代表作为《鲁滨逊漂流记》。借鲁滨逊之口把这种情绪渲泄出来：“当我回到家，听人们到处谈论中国人的势力、荣耀、辉煌和商业之类的事，我必须承认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迄今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他们似乎是一群不值一顾的人，或者说是一群无知而肮脏的奴隶，从属于仅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但在那一时期这种情感非常罕见，在下章我们将对此进行解释。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一）
尽管他们作为观察家不无技巧，但16世纪访问中国的欧洲人无法透过中国井然有序和繁荣的外表看到其本质。到了17世纪，他们才开始尝试理解中国的内在精神。这样一来，财富和繁荣之较有形的资产开始让位于道德和政治优点之较不那么有形的内容上来了。这一新的侧重从下述事实中获取了新的力量，即17世纪向欧洲阐释中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相信在这一新的庞大传教之地传播福音能够取得丰饶的收获。
一方面得自这种新的认识，一方面与这一新时代新要求相关的中国的新形象，是一个强大、自给自足、受到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这位君主不仅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规范行事，而且任命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熟谙治国之道的行政人员组成的机构进行治理。本章的主旨就是要考察中国这一大一统儒教国家的印象，分析促成这一发展的各种因素，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与事实不合，勾画出它对欧洲思想文化史的影响。
当然，我们并不一定要等到17世纪才会看到种种暗示，说中国的辉煌和财富并非与下述事实即该国得到高效的治理有关联。我们在上一章中所引作者的文字中已经见到这种暗示，但是在对中国政治道德作热心的描述方面，读者无论作何种努力，都不会比一本题为《有关中国王国及其地域和政府的绝妙论文》（1590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一个殖民地澳门用拉丁文印刷，用书信体写成）的书过分。我们从书中看到：“中国的行政管理，就其主体而言，与自然本能相合，权力交由那些熟谙学问的用途、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执掌，而不是交给鲁莽和缺乏技巧的人。”这里已经是一个经常为西方智者重复的重要议题。正如来自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羡慕契丹商品之丰富那样，欧洲的学者因而羡慕这一十分重视学问的国度。《绝妙论文》极其肯定地告诉读者这样一种安排的益处。它写道：“由于中国官员上下之间和谐有序，人们很难想象到，整个王国的各个地区呈现出一派何等美妙的和平、安宁景象，这实非人们轻易就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尽管克鲁斯、拉达和这一对话的匿名作者的作品开了先河，中国与欧洲关系史上所发生的这一新戏剧的第一幕通常被认为始于耶稣会传教团的建议。正如马可•；波罗的先驱们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湮没无闻那样，利玛窦登上舞台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几乎全部为人遗忘了。不过，虽然利玛窦的开创之功被过分强调了，但是他以及耶稣会在我们所叙述的故事中无疑享有重要地位。我们要想理解正在脱颖而出的对中国的新态度，就必须认识到欧洲正在发生的重大思想文化变革，更具体地说，这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