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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向基督教会提供了进行新的强大传教努力的手段、动机和舞台的时代。欧洲人进行了新的征服活动，并在世界各地——美洲、非洲、印度和远东——建立了新的前哨据点，结果成百上千万名非基督教徒沦于自称基督教徒统治者的主宰之下，同时另有成百上千万名非基督教徒第一次来到了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这里是进行传教活动的新舞台，是教会不能置之不顾的一个新的挑战。
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舰船在世界各大洋游弋的时候，15、16世纪期间欧洲本土强大的君主制正在形成。与其伊比利亚半岛亲戚的看法相同，法兰西诸王也看到了在遥远的异域发起和支持传教团对提高民族威望的好处。与此同时，财富的增多为教会进一步开展自己的工作提供了资财。
在外在的视域扩大的同时，一方面在这些探险活动的促进下，另一方面由于古典学问的再发现，欧洲出现了新的知识觉醒，其中印刷术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的纷纷出现则是其表征之一。此外，罗马天主教会出于遏制新教扩张浪潮的需要，也产生了这种复兴思想，这使得这个旧的教会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并促进了新式教派的问世。耶稣会即为一例。它于1534年由巴黎大学的一小群热心分子创办，伊格纳修•；罗耀拉的狂热则为它添加了很大能量。耶稣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有力的一股势力。罗耀拉是一位西班牙贵族的儿子，青年时代从军，但1521年在一场与法国人的小型战斗中腿部中弹留下残疾，不得不放弃军职。在漫漫余生中，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瘸子。但在漫长而痛苦的养病期间，他的性情发生了奇怪的巨变，如此一来，他从前怀有在军中建功立业的那种渴望和对女性的强烈欲望，现在转而使之全身心地投入宗教事业，献身于宗教目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在圣地进行传教活动，但最后不得不满足于做一位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因为该地正处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任何在此传教的企图都是极不现实的。但传教工作将一直在耶稣会的各项目标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要想弄清耶稣会士们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和如此迅速的发展，我们首先必须看看罗耀拉本人炽灼的热情。他从不放过自己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任何努力。在罗马天主教会的道德和精神标准已经沦落到非常低劣的水平的时期，这样一种勇敢和不屈不挠的人物正足以充当天主教复兴之前驱。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二）
其次，耶稣会与旧有的中世纪修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成员关注的主要是拯救别人，而不是隐修生活。除该宗教通常的三个誓言之外，他们又增加了第四个，即不论教皇诏令到何处去拯救灵魂，他们都无条件地、毫不拖延地前往。罗耀拉是一位踏踏实实采取行动的人，他的圣战脾性在该会身上打下了烙印。这就说明了耶稣会士为何在罗马天主教传教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
再次，耶稣会比旧有的修会集权程度要大得多。该会的章程规定该会按军事模式构成，其首领为选举产生的“将军”，他拥有绝对权威，只从属于教皇。罗耀拉本人是第一位将军，并拥有此职直到1556年去世为止。这种组织形式把目标的一致性与具体措施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这在基督教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先例的。
最后，耶稣会强调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罗耀拉在放弃军职后不得不靠自学成才，因而就如在一生较晚时间里发现学问的好处的许多人那样，他以极度的热情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在这一时期，天主教改革家们不仅在宗教事务上，而且在科学方面受过良好教育，这些新的现象尤其重要，因为前者可用以同异端作斗争和制止住人们倒向新教的趋势，后者则可把基督教信仰与最新的科学成就协调起来。设在罗马的耶稣会学院所开设的课程中除神学外，还有诸如欧几里德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光学以及钟表原理之类的科目。正是这种本意在于能够帮助耶稣会士抵挡住对基督教信仰的种种攻击的现代科学知识，最终帮助他们在一个信奉异教的宫廷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
耶稣会士完善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并建立了体现这种体系的许多学院和学校。不过教学活动既具有教育意义，又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其学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一国之君，他们运用其政治权力支持天主教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就是其中一位。其他曾在此受过教育的人中包括伏尔泰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后者后来深受耶稣会士对中国描绘的影响，把他们有关中国的思想输送到欧洲思想的主流中去。罗耀拉最初在穷人、病人和不幸者中活动，但在去世前就已认识到，最重要的工作是主宰那些决定其统治之下的大众精神生活性质的为数不多的君王的思想意识。在此之前他们曾对接受像一位君主的忏悔神父这样的荣誉是否与耶稣会关于卑贱的誓言相悖产生某些怀疑，但罗耀拉命令他的弟子永远不要放弃这种职位。1553年他致函耶稣会里斯本都主教：“公共利益和服侍上帝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达到，因为成员分享其首领的安康，臣民分享君主的安康，因而精神帮助最好不过地适应于此。”一位君主的势力越大，赢得他的信任就越发重要。
我们现在必须看看由这一茁壮成长的植物上剪下的插条在中国土壤上扎根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罗耀拉与远东传教团的联系非常密切，因为第一次认真地要到中国进行传教事业的人正是耶稣会的缔造者之一。此人是方济各•；沙勿略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西班牙人，1534年襄助罗耀拉创立耶稣会，1537年被教皇委派到东方传教，先至果阿，后至锡兰、马来亚、日本，1552年私自到我国广州海岸附近的上川岛，不久在此病逝。后被赠以“圣人”称号。。他在日本传教的经历使他相信，日本受之于中国之处良多，实有必要先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因为中国皈依基督教后，日本定会随之效仿。他是16世纪最后25年间尝试在中国建立传教团的许多人中最早的一位，但他们均以失败告终。1552年，沙勿略死在中国的南大门。
最早在中国获得了永久性居住权的传教士之一是利玛窦，他1583年开始生活在中国，1610年死在这一远离祖国的异国，其中最后九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到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已在澳门获得了立足点，并一直保有该地很长时间。但虽然这一块中国境内的小小飞地早在1576年就被立为主教座所在地，但与利玛窦及其后继者相比，该地区在基督教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史上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起初利玛窦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及其同行穿的是佛教僧侣的袈裟；但在1594年，他们意识到僧侣在中国并未享有神甫在天主教国家中所享有的那么受人尊敬的地位，就很明智地改穿士大夫服装。1598年，传教团仍然只有不过七人和三个基地，但利玛窦致力于采取渐进措施。他不仅以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且以其绘制地图的技巧给中国文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一技巧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乖巧地把中国标在中央位置的著名的世界地图。不过在中国人眼中他最重要的优点是他精心研习了儒家文献，只有掌握了这些文献他才有望被中国学者认可为完全有学问、真正文明的人。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三）
虽然耶稣会的成员受到了半军事化的严格纪律的约束，但在如此远离欧洲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置身此地的人的素质。因而在中国建立耶稣会活动模式方面利玛窦之功至伟，尽管这一模式显然而且必须与耶稣会的目标和理想相结合。随着一位亲王和一些高官皈依基督教，他具体实现了耶稣会传教战略中的方位基点之一，即力图教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认为这是使一个国家普遍皈依基督教的最快捷的方式。这一政策贯穿了耶稣会传教团的始终，因而有时在普通田间劳动者那里遇到的种种困难与在那些青睐该教的朝臣那里得到的尊敬和特权形成了8欧洲化的皇帝：顺治，1644至1662年在位。选自J尼夫霍夫《尼德兰联合省东印度公司使中国记》，J奥吉尔比翻译，第二版（伦敦，1673），第403页。承蒙博德莱亚图书馆馆长惠允使用。
9东方化的朝臣：歌川国芳（1797—1861年）所绘的方济各会修士像，日本浮世绘，画中人物身着中国官员的袍服，旁边是其六分仪和天球仪。承蒙大英博物馆惠允使用。
强烈对比。耶稣会廷臣在钦天监的工作尤其具有影响，他们在此不止一次地被授权主持修改历法工作，而这一工作可非同小可，因为，倘若历法不准确，皇帝的统治就不能合乎道或天道，那样一来混乱和灾祸就会随之而至。他们准确地预测到了日蚀，证明自己胜任这一方面的工作。但虽然历法得到了修订，明朝却显然失去了天命。耶稣会士现在受命制造火炮，虽然他们受到天佑获得了成功，并为他们的技巧不怎么过关的产品取了圣人之名，但明朝的命数已定，无可挽救了。后来，在满族人的统治下，耶稣会士设计了圆明园中的欧式建筑，并以其作为艺术家和钟表机械玩具制造者的技术为乾隆提供娱乐。他们还把其技巧才智用于兴建御花园的喷泉取悦其皇帝主子。利玛窦最著名的后继者有亚当•；沙尔•；冯•；贝尔（汉名汤若望）汤若望（1591—1666年），德国耶稣会士。1622年来华，1630年在北京与人合修天文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另筹办一所相当大的科学图书馆，曾任钦天监监正。清康熙初年受人诬陷入狱，五个月后恢复自由。和费迪南•；韦比埃（汉名南怀仁）南怀仁（1623—1688），比利时耶稣会士，1656年来华，1658年抵澳门，1660年至北京，后年任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重要助手，1669年继任正职。1688年1月28日死于北京。等。前者得到了年轻的顺治皇帝的许多奖赏，后者在宫廷中拥有真正让人羡慕的职位；因为多数官员很少有幸在帝王面前服侍，南怀仁却在宫中消磨掉了大部分时间。他受命充当皇帝的老师和通译，并拥有一百余位身居官位的学生。
耶稣会战略的第二个也已经为利玛窦实施的方位基点，是对当地宗教习俗采取宽容态度。毋庸置疑，这一政策有助于传教士获得当地人的容忍，但却会使他们招致教会内部反对分子的批评，指责他们对诸如祭祖这类习俗以那是尊敬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宗教仪式为由予以宽恕。另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中国人使用的“上帝”一词的含义，因为了解中国人通常用来指述其最高神祇的两个字是不是与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相一致，显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另外，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耶稣会士也倾向于采取比其对手更自由的态度。持这种自由态度的理由可以到耶稣会的道德哲学中去寻找。这种哲学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深深影响，后者的教导是耶稣会教育的主要灵感。耶稣会士反对普遍适用的伦理准则，更倾向于在不参照任何抽象、理想化的前提要求的情况下处理单个具体事例。他们在反对伦理规定时太过诡辩。他们的态度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态度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后两者宣称，就连孔子这样的人，作为一名异教徒，也应受到永恒的地狱之火的惩罚。这种争论进行得非常激烈，其原因不仅在于它们被认为事关无数生灵的永恒得救或受到惩罚问题，而且在于它们采取了跨教会和跨国的形式。1704年，在这些激烈争论进行了几十年之后，教皇克莱芒十一世颁布了一项可归结为对耶稣会士十分不利的敕令。1715年和1742年的教皇诏书再次重申了有关条款。这是对耶稣会士的沉重打击，该会的恩主乾隆皇帝龙颜大怒，认为此乃是对中国事务的难以容忍的干涉。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四）
对在华传教会而言，更大的不幸还在后头：1773年耶稣会受到压制，最终被既妒忌它的成功、又对其非正统的方法存有疑心的教会内对手压倒。虽然在1814年恢复了耶稣会的原有权利，但这一打击极其有害，因为耶稣会士构成传教团的脊梁，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也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