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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恢复了耶稣会的原有权利，但这一打击极其有害，因为耶稣会士构成传教团的脊梁，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也归功于他们。在很多时间里他们的工作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或以非法方式进行，因为不加保留地容忍该教会的唯一敕令是在1692年颁布的。尽管如此，耶稣会的一些成员依然不仅成功地让朝廷中某些非常重要的人士皈依基督教，而且把其宗教教义传播到了帝国的许多地区。他们宣称教会成员达到了六位数，同时甚至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让步，获准在皇城这一迥然不同的宗教中心和关键地点建立了一座教堂。
基督教传教会的衰落，意味着在中国的都城，耶稣会成员不再在帝国官僚政治中拥有重要职位，而就全国整体而言，基督教徒越来越受到迫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违背帝国明令和经常颁发的立法。令事态更为恶化的是，欧洲的努力在减弱。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权势和财力衰落了，法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使这种状态达到了顶点，因而该国现在既不提供资金，也不再派遣传教团。同时，当时还激发了对中国的下述印象，即作为一个单一性国家的中国，按照孔子的道德和政治智慧进行统治，这种看法形成的时代结束了。
上文我们强调了耶稣会传教会历史上某些较为重要的事实，下面我们必须转过来更详细地讨论一下它传递给欧洲的中国印象。这一印象的形成显然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他们所接触的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其自身文明的观念；其次是传教团为自己鼓劲以应付艰巨的使命和刺激其身在欧洲的基督教同胞支持他们的努力、相信他们的努力会取得成功的需要，因为这一需要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强调中国那些看上去对传播福音有利的方面。
在中国士大夫自己的心目中，他们的祖国在地理、文化和政治上都位居世界的中心，周围是一些蛮夷和附属民族。它在物质需要和意识观念方面均完全自给自足。它把它的伟大归因于古时圣贤和各个时代所形成的道德准则。真理的核心蕴藏于儒家典籍之中。中国的伟大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是由下述事实作保证的，即国家是交由一批有学问的精英来治理的。他们精通典籍，熟谙历史给人的道德方面的教训，能够以古鉴今。位于这一结构顶端的是皇帝，他是天子，君临一个统一而和谐的整体之上，并借助其宗教权力，确保宇宙的平稳运行。
至于耶稣会士对这一局势的反应，查看一下利玛窦本人的记录就足够了，无需再翻检其他东西。利玛窦有记日记的习惯。在他去世后，他的日记由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金尼阁（1577—1628），法国耶稣会士，1611年来华，初在南京，不久赴杭州、北京，嗣被派为代表回罗马。1618年再度来华。著有《西儒耳目资》等。从意大利文译成了拉丁文，并借助利玛窦所写的其他文字改编成对在华传教团活动的叙述。它出版于1615年，1625年其摘录部分收入《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出版。不过，虽然该书几乎当即被译成了欧洲一些主要语言，但完整的英文译本直至1953年才问世。尽管如此，译者仍很夸张地称“在欧洲，它对文学、科学、哲学、宗教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可能比17世纪的其他任何历史著作要大”。这样说未免有夸大之嫌。不过，利玛窦在建立中国传教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显然使他在耶稣会后继者中享有巨大声望，以致他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叙述，这样一来，他对中国的态度必定为所有那些以他为榜样的人吸收，甚至为那些反对他的传教政策的人所吸收。因此，可以公正地说，后世传教士向欧洲描绘的中国画像无不具有他的思想的色彩。
首先，关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利玛窦反映了文人的正统看法：“标志着与西方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不同的另一重要事实是，整个帝国是由文人学者阶层即通常称作哲学家的人进行统治的。对整个国家进行井然有序管理的责任完全交由他们承担。”这是对事物所作的简单的理论概括，但在利玛窦身居中国的时代撰写出如此完美的典型，要么是矫饰、虚伪，要么是自欺欺人。这里丝毫没有提到太监有害的影响，而在明朝日趋灭亡之际他们对政治秩序和行为准则的威胁与日俱增。利玛窦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当时社会的脉动和儒家学者在万历皇帝万历皇帝指明神宗朱翊钧，他在位的时间为1572—1620年。统治时期所受到的种种屈辱；这位皇帝统治时期，始于利玛窦到达中国之前10年，结束于利玛窦去世之后10年，此时中国在文化上很辉煌，但在政治上腐败不堪。反过来我们读到的这段历史极端美好，注定会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留下深刻印象，后者随时准备找到一个外域乌托邦以为自己的前途未卜的社会提供一个范例。
然而，在该书其他地方，从一段与我前面刚刚引述的几句话完全矛盾的文字中事实却显露出来了：
不过在北方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量的男童，这样他们就可以充当皇上的仆人或奴隶。要在皇宫当差，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乃至于皇上既没有人交谈，而且他也不要咨询别人或和别人交谈。全国的政治事务几乎都操纵在这些半男半女的人手中，单单在皇宫中这类人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就没有能力听懂一项指示，也没有办法去执行。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五）
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利玛窦自己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那些从未目睹过现实，希望相信这种理想的人必须认真阅读后一段文字。
虽然在《绝妙论文》中首次向欧洲简单提到孔子，但向欧洲推崇这位中国的圣人并首次强调儒家经籍的，也是利玛窦。下面就是利玛窦本人的叙述：
中国哲学家中最为有名的一位是叫作孔子的人。这位博学的伟人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激励他的同胞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由对孔子的尊重我们后来又看到了对“四书”“五经”的叙述，熟练掌握它们是学问的基本要素（它们“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凡希望成为或被认为是学者的人，都必须从这几部书里导引出自己的基本学说”）。与其后继者一样，利玛窦把这种道德训练视为接受福音的一个准备，认为学者受到的教育训导，“除极个别例证外，这种制度远非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而是可以从基督教获得很大好处，可以在基督教的引导下发展和完善”。另外，当时盛行的不可知论，尤其是祖先崇拜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宗教蕴味或重要意义的仪式，这种看法非常适合利玛窦的目的：“（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这种在死者墓前上供的做法，似乎不能指责为亵渎神灵，而且也许并不带有迷信的色彩，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也并不向祖先祈求什么或希望得到什么。”如前文所示，对祖先崇拜的这种纯净的看法使耶稣会士能够容忍基督教徒参加这种仪式。它导致对中国宗教的本性产生误解，同时导致夸大中国的理性主义。下面一段引文可以说最充分地概括了利玛窦对中国人美德的看法，足以作为结论：
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由于上帝的慈悲，很多古代中国人借助于他们必然有过的那种特别的帮助，已在自然法则中找到了得救之法，据神学家说，那是一种只要一个人根据自己良心的光芒，尽力去寻求得救，上帝就不会拒绝给他的帮助。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这一点是完全可以从他们四千多年的历史中断定的，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代表国家谋公共福利所做的无数善行的记录。
我们引录的利玛窦的这些文字，可以在我们更普遍地讨论耶稣会士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阐释时充当基本背景。正如利玛窦所做的那样，它们可以用来说明儒家教导在道德上的优越之处，视之为进行传播福音活动的适宜的准备，但也可能走得比这更远。同时代儒教中的不可知论思想虽然有助于利玛窦宽容祭祖行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与传教活动是互相排斥的。不过传教士们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宗教能够避免上述缺陷，后者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意识到了至高的主，这使得他们得出结论，儒教是挪亚疏散后被带到中国的古犹太教教导的衍生物。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他们进而把道教和佛教视为反对并部分腐蚀这一古老教导的虚伪的教派。对耶稣会士而言这种分析很令人满意。因为，由于儒教学者也普遍对道教和佛教持谴责态度，这就使他们与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阶层进一步发生了联系。在此同时，他们由此认为中国也具有类似于基督教与恶之争那样的模式。这种双重观点无疑由于下述两个事实而进一步加强，它们是：一、基督教只能有一个真正宗教的信念；二、在中国，人们自由自在地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中吸取有助于满足自己的宗教要求的东西，这些教派在信仰和实践上都不在任何系统宗教范围之列，对于此种形势传教士完全不了解。
佛教和道教为当时的西方人所知时已经式微，这是妨碍耶稣会士对中国存在所谓三种宗教的敌对看法得出相当公正的印象的另一个因素。不管怎样，在天主教教士眼中，佛教的许多做法看上去稀奇古怪，该教自身的礼仪是些可恶的模仿之作，因而让人极度生厌。此外，传教会的先驱们在一开始时穿的是佛教僧侣袈裟，以致传教活动严重受阻，结果令人失望。由此一来，耶稣会士完全没有认识到佛教学说的可取之处（这种局面在一个世纪前埃德温•；阿诺德出版《亚洲之光》后才有所改变），没有看到它在中国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没有认识到它在艺术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怎么注意到它对普通人乃至儒家学者家庭的日常生活作出的贡献。佛教甚至给儒教本身增添了风味，因为这一时期构成中国正统学说的新儒教（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佛教。儒教受到的一个较有形的影响体现在成百上千年来一直供奉孔子及其门徒像的孔庙的布局上，在这里画像被牌位取而代之。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单一文化观与耶稣会士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以致他们认为道教和佛教这两个“虚假的教派”不值得考虑，从而把一个扭曲得非常厉害的有关中国思想的观念传递到了欧洲。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六）
在中国这样一个广袤的国家，使大众迅速皈依基督教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获取皇帝本人的好感上，他至少可以对该教予以宽容，最好时可以通过颁布敕令使整个帝国皈依新教。在与欧洲同时代的怀疑论者进行斗争时，耶稣会士很幸运地掌握了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使他们得以在中国宫廷中立下脚来。前途看上去是一片光明。正如在前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传奇、希望和预言往往集中在一位强有力的东方君主的皈依上。甚至在利玛窦时代，就有一位帝国王公皈依了该教。而在明朝灭亡之前，许多宫廷宦官和帝王嫔妃也成为基督教的信徒，这据称应“归因于耶稣会精心周密的计划，即借助皇帝的女仆让自己进入皇宫，希望藉此最终使天子本人皈依该信仰”。
考虑到他们所受到的皇帝的种种青睐，因而耶稣会士大臣对其帝王保护人唱赞歌就不足为奇了。康熙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另外，在一个人们非常推崇长寿的国度里，他在位时间之长使人们对他更加尊敬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耶稣会士的某些颂文有些言过其实。传教士帕雷宁仿照古代歌颂孔子的圣徒传记文学的笔调写道：“这位君主是最超凡脱俗的人之一，这种人成百上千年才能出现一个。”JAM德•；麦拉的语气也差不多：“在他在位的56年间，他每天都做出了某种令人难忘的好事；他的荣耀与日俱增。他恪守理政之道，在这方面不仅不亚于乃至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