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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简单地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谈过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彼得·狄克逊。我组织这个委员会就是要立即对我们所选择和开创的工作进行评估。我建议珀西先生让一个年青科学家来当科研方面的助手。我提名让彼得·赖特试一试。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现在在电子研究试验室工作，他可以仍然兼干那里的工作，等我们理出个头绪来再说。”
布伦德里特看着我：“你愿意为我们干，对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向我父亲：“吉姆，很显然，我们急需马尔科尼公司的帮助，所以我把你也选进委员会了。”（在海军内部，只要知道过去的吉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父亲。过去马尔科尼公司简称吉姆。）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里特作风，他对你发出邀请时就像对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能使白厅的部改变主意听他的。
下午，我们用剩下的时间讨论了一些设想。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派来参加会议的人都保持着缄默。我想，作为秘密特工人员，在这么多外人面前保持着分寸是出于一种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学家，都—一就自己的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课题能否应用于情报事业作了即席发言。显然，要对情报工作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技术考察是很费时间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是搞出一个新型的窃听装置，这种装置可以使特工人员不进入室内就可以得到情报。由于苏联的封锁，要进入到苏联人管辖的范围内搞情报的可能性极小，除非打通共用墙或重建大使馆馆舍。休息时，我们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二十条可行性建议。布伦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评估报告，随后就散会了。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在邮电局的技术处工作，曾在会上就邮电局的收听设计作了详细的发言。他对我说：“我们将在这方面通力合作。”我们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著今天下午的会。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
第二章
一九一二年，父亲从大学毕业，便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刚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研究如何改进监听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他与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进了一种真空接收器，首次使远距离监听通讯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尔大街上那间陈旧的马尔科尼实验室里拨弄这种接收器，他突然意识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信号。他把这一收获报告给了马尔科尼公司产品部经理——安德雷·格雷，此人与海军情报处处长里吉·霍尔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局的重要人物，他负责著名的海军部四十号房间的德国密码破译工作。他安排我父亲乘坐在一列专列的车头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车站。他看了父亲送来的那些信号材料后，坚持要马尔科尼公司让父亲出来为海军建造监听系统和测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德国公海舰队的活动踪迹，以便帮助在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舰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处知道，德国舰队没有任务时，就停泊在基尔运河东头。霍尔相信，德国舰队通过基尔运河去北海时，英国完全有可能监听到旗舰上的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
父亲于是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他潜心设计了一种灵敏度很高的装置，最后改进成了“非周期性”测向器。这种测向器可以准确地从杂乱无章的干扰信号中识别出所需要的信号和方位。 又过了好几年，这种装置才投入使用，成为反击德国U型潜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为止，所有的测向器都是非周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这种测向装置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亲就向霍尔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是挪威的奥斯陆）找个地方建一个测向站。挪威当时是中立国，但这事又不能依靠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一趟挪威，为军情六处秘密地指挥这样一个测向站。几天以后，父亲便去了挪威，伪装成一个跑农药生意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租了一间阁楼来装测向器，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军情六处联络站为父亲提供通讯器材和配件。可这真是一项冒风险的工作，他的这些无线电设备注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被人发现，英国使馆会矢口否认与他有联系。事情弄得好，他将过一种铁窗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弄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测向站顺利地进行了六个月的工作，向海军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早期警报。有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餐，坐在他那张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对面的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测向站的工作开展之前，父亲就已经和军情六处拟定了一个出事后的出逃路线。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装进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大笔现钞，希望能买通旅店老板，不去告发他。
挪威当局认定我父亲会从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逃走，因此，他没有从这条路走，而是从西南方向出逃。他沿着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中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带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预先等在那儿的英国驱逐舰上。
许多年以后，我拟将退休的那阵子，曾试图从军情六处的文件中寻找有关父亲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同当时的军情六处的处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商量后，花了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文件档案登记本上查找这些文件，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些材料早就在几年前被六处的清理人员按照惯例销毁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的家里。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处工作，母亲只得住在祖母家里。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了附近的谢菲尔德，我因此而过早地来到人间。由于是战争时期，医院的压力很大，根本没有空床位。母亲只好用一些装化学品的玻璃广口瓶和几个热水瓶临时凑合成一个简易的早产婴儿保育箱，使我这条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重新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财富，当上了研究部主任。我们家搬到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可好景不长，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区的另一所房子里去住了。这幢房子像一座废弃的无线电工厂，每个角落都藏着各种损坏程度不同的无线电设备，以及装满线路的锡皮箱子。父亲是个热情、暴躁、易于冲动的人，与其说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还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从我的记忆之年开始，他就常常带我上花园，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滨上的开阔地，给我讲解无线电的奥秘。他常常一连花上好几个小时，给我解释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概念，向我示范如何巧妙地拨弄无线电的调谐盘，使没有规律的静电干扰立即变为清晰的信号。他还教我如何自己动手做实验。我记得，每当我向我们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顿爵士，J·J·托马斯等，显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术时，父亲的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神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六处和马尔科尼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父亲也和他们保持着联系。马尔科尼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海洋船舶部门，专门负责为各种船只配备无线电装置和工作人员，并为军情六处提供了完善的掩护手段，他们通过父亲，把一名工作人员派到一艘船上当无线电报务员，这艘船要开往一个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霍尔上将当时是我家的常客。他一来就和父亲一起溜进玻璃花房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私下地密谈些有关某种新发明的事。父亲还认识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父亲非常钦佩他的勇气和技术才能。他还认识军情五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上校。父亲对他不太了解，甚至有些讨厌他。如同要么支持牛津大学，要么支持剑桥大学一样，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有优劣之处，父亲毫无疑问是倾向军情六处的。
二十年代，马尔科尼公司是一个让科学家最向往的地方之一。人们简称马尔科尼为“吉姆”，因为它集中了世界上许多优秀人才，在投资方面卓有远见，具有宏大的气魄。它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创立了第一个短波无线电定向系统，为现代通讯奠定了基础。如同英国的其他许多成就一样，这项发明几经波折，是在英国政府和当时的科学界权威人士反对的情况下展开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决定研制长波无线电系统，来代替电缆系统，从而作为同帝国各处联系的手段。这项决定由于战争而被搁置一边。可马尔科尼相信：设计一种定向发射系统把短波无线电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系统可以用更高的速度把更大的通讯量传送出去。尽管马尔科尼的无线电技术在战时有进展，可在一九二二年时，它的远见仍被皇家委员会嘲笑成“业余科学”。一位委员甚至把这概括为“一种短命的技艺”。
马尔科尼公司对此提出了挑战，它无偿地承担了建造横跨世界的各个线路，敦促英国政府暂时停止长波研究工作，直到定向发射短波系统通过试验阶段之后，并且一旦试验获得成功，政府必须将该系统投入使用。政府同意了，并拟定了一份合同。要履行这份合同的内容，其难度是很大的。他们要求建立一条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的线路，要求在连续十二小时内每分钟发出二百五十个字，耗电不得超过二十千瓦。他们要求线路在一年内投入使用。
这些技术指标让人望而生畏。当时的无线电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样用稳定的频率来发射电波。这项工程如果没有马尔科尼技术小分队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开展起来的。这个技术骨干小分队包括我父亲、朗德上尉和C·S·富兰克林。马尔科尼在寻找和启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发现那些自学成才而又才华超群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厂里搞装饰弧光灯一类的零星活儿，每星期只有几个先令的收入。进了马尔科尼公司以后，仅几年时间，他便成了在技术上独树一帜的骨干。
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线路这一建议，使整个无线电通讯工业和其他厂家为之哗然。父亲在以后的几年里常常提起，正当这个项目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时，他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戴维·萨尔诺夫在百老汇大街上行走时，萨尔诺夫问道：“马尔科尼大概是疯了？这个项目会使他破产倒闭的，永远一蹶不振。”
父亲回答说：“吉姆和富兰克林认为会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让你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我的屁股走。”
三个月以后，这条线路按合同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分钟发三百五十个字，连续工作了七天。我认为，这是本世纪当中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父亲的惟一遗憾是，他没有机会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萨尔诺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无比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度过的。我由于先天不足，身体很弱，疾病让我吃尽了苦头。我患了佝偻病，不得不穿铁护腿，直到十几岁。但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父亲在家时，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去接我，然后开车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我便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观看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忙于格里姆斯比一悉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