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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言论、立场，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震于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脑，也跟着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实在也是「不怪自家无见识」了。
笔者不敏，谬读时报四十余年，中了毒、上了瘾。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面包，简直到了非看它不欢的程度。虽然对它论中国事，强不知以为知的横蛮态度，有时也恨得牙痒痒的。－－不过，「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它对世界各地新闻报导的深入与详尽，在当今全球各大报中倒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关□□党治下，人民对蒋介石印象之转变的好奇心，倒引发我想起国民党当政数十年中，对袁世凯的评论了。－－事实上，直至今日，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骂）得一无是处。与毛、蒋二公相比，袁世凯其人其行是否就真的腐烂到底，像国、共两党史家所说的，一无是处呢？
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
在本篇拙作里，笔者绝无心去替袁世凯平反，说他想做皇帝，没啥不对。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湾「民选总统」紧锣密鼓之际，各路英雄，赤膊上阵，其结果必然是四只老公鸡，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景况堪怜。而活者，在冠歪毛脱，血迹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鸣，天下皆白哉？我辈「历史学家」，不疑处有疑也。
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的「法统」（legitimacy）来说－－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
黎元洪继任时还有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之争；而蒋经国和李登辉的「中华民国」还要加个「在台湾」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凯就不然了。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合法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从纯法理（注意这个「纯」字）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legitimate status），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呢！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英美，经英国国会于一七八三年正式通过，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一七八九）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到李登辉、江□□……，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
袁后李前的国家元首
袁之后且选几个重要的后任总统看看：
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纠纷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军阀」先贵之、后贱之的结果。
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军阀」所导演的「安福国会」所选出的。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护法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对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在合法的国会之内，收买了一些「猪仔」议员去投票选举他。终于当了个「贿选大总统」（一九二三～一九二四）。－－这些「猪仔」和他们的买主，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刑事犯，虽然猪仔们都是合法选出的。
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张大元帅（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连个「总统」名称都不敢当，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
军阀终于被打倒了。继起的是国共两党「以党治国」的政权。
〔附注〕□□党的领袖们，尤其是毛□□，硬说「以党治国」是国民党专有的「反动统治」的形式。他们的政权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权」，不是「以党治国」－－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民政权」的统治形式，也是「以党治国」。－－刘少奇、周恩来两位革命领袖在临终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人民所写的历史书中，□□今天的政权也是个「以党治国」的政权。这一结论我想一般读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以党的「领袖」来代替国家的「元首」。那么从「纯法理」上说，则这种元首、总统、主席、大元帅……只是一种法律代用品（legal substitute）。因为「党」与「国」，究竟是两回事嘛！
就以「老总统」蒋中正先生来说吧！他老人家做了数任「国府主席」，但那都是国民党「以党治（代）国」期中中常会指派的。后来「行宪」了，当了国家元首的「第一任总统」。搞历史的人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他们只能说：「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在那「戡乱」未了时期，「三元素」一样不全，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
毛□□不通西学，袁世凯土法炼钢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占了「美庐」，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一团糟了。□□建国以后，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先是「共同纲领」，后是「宪法」，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选」出来的。可是毛公公开声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内部参考」之《毛□□思想万岁》，页六七三）
既然没有「真正的选举」，所以他一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岂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阮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他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
有心的读者士女，您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吧！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那用什么「体」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邓□□等人则去学列宁、史达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了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的right（权利）和power（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教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二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鉅着。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