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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咨议部长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痛苦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也显得正气凛然，请求把欧阳修、韩琦二人处
斩以谢天下。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竟然群情激奋，威胁要集体辞职。
象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意，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应该过问的皇家私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辩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四百万字的巨著《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类似的闹剧在士大夫编年史上绝非偶然现象，四百年后的明王朝就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它是宋王朝濮仪事件的翻版，但比濮仪事件更热闹更荒唐，象一部妙趣横生的喜剧一样让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骢继位。因为朱厚骢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震动朝野的〃大礼仪事件〃。濮仪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骢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骢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骢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育副部长张瓒说，朱厚骢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佑樘自有他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佑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骢不应改变称呼。但他的建议立即招徕以宰相杨廷和为首的全体官员的怒斥，并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朱厚骢当时只有十五岁，位子还没坐稳，只好向士大夫官员屈服。四年后，朱厚骢认为帝位已稳，就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士大夫官员大为震动，一个个如中风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这时宰相杨廷和已死，他的儿子杨慎继承乃父的遗志，成为大礼义事件的领袖人物，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然后放声大哭。（一个大男人能够当众大声哭号，真难为他们。）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频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骢之命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骢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就要一直哭下去。
朱厚骢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当众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横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贬窜蛮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骢为了修炼成仙，象被皇宫吞没了一样，不再出席早朝，不跟群臣见面，国家行政因此陷于瘫痪。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只跟群臣见过四次面，平均每七年
出席早朝一次。象这样关系帝国命运的大事，士大夫更有理由跪在宫门外集体请愿，应该哭得更为响亮，但他们居然没有去哭谏，甚至一个人也没有。
心胸狭隘，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好拉帮结党，讲派性不讲原则。
中唐时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现了著名〃朋党之争〃。以李德裕为首的代表门弟世家出身官员的〃李党〃和以牛僧儒为首的代表平民出身官员的〃牛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极尽倾扎陷害之能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党派内部的狭隘利益无视最基本的原则和是非标准。
党派之争的特点是：一切以是否属于本党本派为唯一尺度，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坏也好，不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好也坏；党派内部的人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好商量，党派外部的人就是再小的失误也要上纲上线。至于善恶、是非、好坏、正邪、美丑等价值尺度都要从属于党派这个尺度，不能独立作为评判某事某人的标准。
牛党全是进士及弟的知识分子，按理应该比靠祖宗福荫不学无术的李党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如果不涉及到党派他们确然有不少可取之处，如牛僧儒的节俭廉洁和自持自律在唐政府内部堪称典范；可一涉及到党派之争就立即丧失理性，其偏狭短视比李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不择手段，不惜践踏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与比李党邪恶百倍连牛党也从心底蔑视的宦官结盟。事实上在党派之争中，只要能有效地打击敌对的政党，士大夫就是连毒蛇也愿意与之结盟，即使明知在打败政敌之后自己也随之被毒蛇吞食也在所不惜。
八二九年，李德裕在一代名相裴度的推荐下入朝就任宰相；牛党巨头李宗闵借助宦官的力量也被任命为宰相。两党巨头短兵相接，李宗闵因有宦官的支持显然占有上风。只几个月功夫，李德裕、裴度先后失去了宰相职位，牛僧儒回朝担任宰相。李德裕被逐出长安，去兵连祸结的西川军区担任节度使。西川军区是防御吐蕃王国的前沿阵地，而吐蕃王国又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对手。这个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练出来的强悍民族，一直对唐王朝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在唐王朝强盛时期，唐政府的远征军在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可对西南边境的这个小王国则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传统的〃和亲〃战略，把美丽的公主嫁给吐蕃国王以换取边界的短期宁静。安吏之乱后，唐政府在军阀、宦官和朋党的折腾下国力大大衰弱，对吐蕃王国完全失去控制。吐蕃王国在西南边境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不断宰割唐王朝的肢体，掠夺土地人民，并在掠夺的土地上建立军事重镇，维州就是其中之一。唐政府不断丧师失地，西南边境全部残破。把李德裕调往前线和吐蕃对垒，等于是把他放在死亡线上，牛党的这步棋可谓煞费苦心。
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命运对唐王朝格外眷顾，吐蕃王国维州主将举城归降。这个失陷已久，百战不克的军事重镇一旦物归原主，唐政府文官武将无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唐王朝中兴的象征。李德裕兴奋之余，立即拟具乘势收复失土的反攻计划。李宗闵、牛僧儒作为唐政府的官员，对维州的归降应该是高兴的；但他们担心这个对唐政府有益的胜利对李德裕也一样有益，李党会因为这个胜利而增强实力。于是牛、李二人不顾国家兴亡，指责李德裕擅开边衅，说什么〃中国跟吐蕃和解，唯'信'与'诚'而已，得到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而失去信和诚，就不能立国。〃最后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李德裕退出维州，交回降将。吐蕃王国就在边境上把降将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随从千余人全部用酷刑处死，用以镇压内部的叛变，和嘲弄中国官员的昏聩糊涂。吐蕃王国的军民因此众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处境进一步被动。
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牛僧儒、李宗闵为了党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实际行动来援助祖国的敌人，砍伤祖国的肢体，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党派斗争中占据上风，真不知道他们当初读的什么书，受的什么教
育！
宋王朝的知识分子喜欢拉帮结党已是不争的事实。举世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演进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支持变法的官员称为〃新党〃；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官员称为〃旧党〃。士大人站在旧党的立场上，不仅反对变法，而且对新党的所有动议（包括与旧党思想体系合拍的动议）都疯狂地反对。
宋帝国有一个不成文法，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旧党一向标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这个建议应该很合他们的胃口，但因为是新党领袖王安石提出来的，他们就不分亲红糟白予以反击剥斥。旧党骨干吕诲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分。〃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至于著名的〃韩琦七项奏折〃，我在《痛心疾首说变法》一文中已经提到过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纪元前四世纪的公孙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商鞅变法外，中国的变法都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中国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士大夫最重要的〃政绩〃之一。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汉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要有任何改变。〃众所周知，苏东坡和王安石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二人属同时代人，前期关系一直不错，后期反目为仇则起因于苏东坡对新法的排斥和抵制。苏东坡是一个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病；但他的灵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贵一些，判断力不受党派的局限，能够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问题。他后来发现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所以在司马光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