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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他们容易安于现状，追求生活享受，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他们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成为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朱德的这个认识，同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所说，要让农民富，一家一家的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是相矛盾的。这也表现了朱德的矛盾所在。这个认识是否真的代表他的所思所想，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德讲话后，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就散会。明天上午开省一级的会，下午开大会。”
毛泽东对朱德的讲话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散会了。
大会之后，中央在下发中央常委讲话时，朱德的讲话没有下发。
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1）
2月7日，大年初三，这一天天气仍然晴好，七千多名中共官员再次浩浩荡荡的乘坐着大客车，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集中。当时的北京大街上，汽车比较少见。这么多汽车向同一个方向驶去，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望。大会在下午四时半开始，主持人毛泽东的话还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开会，请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浙江绍兴人，中等身材，给人一种儒雅干练的印象。历史上看，他曾有机会做中共的第一把手，但他没有做。人说，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也许是地方文化使然，周恩来始终把自己摆在辅佐者的位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地位显赫非同一般。周恩来开篇便表态说：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同志的讲话。”
这时，与会者开始注意到，周恩来手中没有厚厚的讲话稿，拿的只是一份讲话提纲。手持提纲发表大会讲话，是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一大特色。
事前，毛泽东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会上讲一讲，但具体讲些什么内容，他没有说，也没有进行讨论和布置。结果，除刘少奇的一个书面报告之外，每个人（包括刘少奇）都是按讲话提纲进行大会发言。有的发言稿即使事先写好了，也没有用。如林彪，就是把事先写好的材料扔在一边，自己临时拉条子在大会上讲的；朱德事先准备了两个讲话稿，并曾广泛征求意见，后来也收回了，临时换了讲话内容。毛泽东甚至连讲话提纲都没有。陈云则是个例外，他没有讲话，毛泽东曾请陈云在大会上讲一讲，陈云以没有把握为由谢绝了。
这种现象，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七千人大会属于临时动议，准备工作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仓促，像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起草出来送给毛泽东审阅时，距大会的召开仅差一、两天时间，毛泽东有什么意见，已经来不及切磋修改了。
第二，这是一个总结经验的大会，人们思想比较活跃，相互碰撞，相互启发，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七千人大会的这种“动态”的特点，有点类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新想法、新动议不断产生，因此，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是根据大会的新情况即席发言。
2月7日，也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手持提纲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周恩来的讲话，是从国务院总理的角度来讲的。大体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态性的；二是为中央分担责任，代表国务院包括他本人作自我批评；三是讲经济形势的主要困难和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
首先，就需要统一思想的重大问题，即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和“三面红旗”问题，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周恩来的上述这一段话，基本采用了刘少奇书面报告中的说法。第二段话，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周恩来的讲话同林彪相比，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林彪是满怀激情的为“三面红旗”辩护，同时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周恩来给人的感觉，似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表态。他所说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句话，似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也有一些不合实际和缺乏远见的意见。周恩来乃外交领域的高手，他的话多少给人外交辞令的感觉。比较而言，刘少奇坦率分明，邓小平则采取了不提“三面红旗”的回避态度，而周恩来则有点不偏不倚的味道。
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这次会上，他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虽然不如陈云那么擅长，但自建国以来，由于担任国务院总理，长期处在工作第一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周恩来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对自己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自我批评说：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
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
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
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2）
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周检讨的两个错误，并不是他的发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周恩来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的独一无二。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
从周恩来讲述的第一个错误的时间看，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已经看到了“大跃进”的问题，开始考虑要降低各项经济指标。但庐山会议反右之后，他立刻将冶金部的副部长袁宝华、国家计委的安志文叫到庐山，重新核定钢材产量问题，并给各部长打招呼，说彭德怀的问题是什么性质，主席是怎么表态的，政治局是什么意见等等。用袁宝华的话说，总理打招呼的目的，是怕大家犯“错误”。可能就是为了不犯“错误”，庐山会议结束10天后，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便按照中央讨论的意见，在人大常委会上讲了新的跃进标准。
从周恩来讲的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来看，确实有点天方夜谭，按这样的标准部署经济工作，只能带来更大的浮夸和瞎指挥。类似这样的错误，恐怕不止周恩来一人，但只有他当着全党的面，揭自己的短。心地坦诚可见一斑！
不过有一个问题要问：周恩来本来已经知道指标高了，可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宣布呢？袁宝华说：“当时是泰山压顶，很难顶得住啊！”
这就是当年的现实情况。这种现实，有多少值得令人回味、令人深思的东西呀！
周恩来在做完自我批评之后，开始讲这几年他感受最深，作为一国总理最为头疼的事情，那便是困难的形势。当时全党对形势的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认为形势极端困难；一种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也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那么，这个困难的形势到底是过去了还是没有过去呢？周恩来在讲话时，便把重点放在了解释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问题上，他说：
现在的困难既然相当严重，为什么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呢？这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几年来工作经验的积累，使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些建设中的客观规律；农村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工业减产趋势已经基本停止；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
既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缺点错误又已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为什么又说目前国民经济中的困难还相当严重呢？这是由于三年严重灾害的影响和许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困难，还不能一下子就完全克服；工农业生产在某些方面遭到了部分的甚至是严重的破坏，经济情况的好转还刚刚开始，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回升，还需要一定时间。
应该说，周恩来在这里将中央对形势看似矛盾的估计讲透了。他实际上给全党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大有希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不过要知道还有严重的困难（还相当困难）。他把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辩证地、入情入理地一一向大家阐释，使人很难不信服。人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毛泽东用口，周恩来用手。毛泽东说的话，要靠周恩来去完善、去落实。从这里，似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落实毛泽东的意图方面，确实有十分高超的艺术。难怪蒋介石曾十分羡慕毛泽东身边有个周恩来。
那么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困难呢？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已经讲了不少，周恩来在讲话中，更加具体地一一罗列出来。他说：
当前的主要困难是，生产降低，物资不足。农产品很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市场供应相当紧张，工业、原料、材料、燃料不够，许多工厂处于半开的以至停工状态，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本赔钱。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最近两年财政都有赤字……
周恩来强调，目前供应最紧张的是粮、棉、煤、木，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食。
因为粮食连年减产，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这几年各省市几乎天天向中央告急。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谈到粮食情况说：北京的粮食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这恐怕是建国以来，最让中央领导人心焦的事情了。倘若几个大城市的上百万市民排队购粮，而粮店则没有粮食可卖！将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
周恩来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给各省市打电话，有时亲自前往，慢声细语，请求地方发扬风格支援中央；急了，也得声色俱厉地陈明利害关系；有时候，他还得用诙谐的态度，想办法“钓”出粮食。
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江西，江西省委负责人请他吃饭。省长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周恩来端起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