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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
‘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
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
使我特别注意。”
蒋介石归国后，在上海看望了一下张静江，就立即偕同陈洁如回溪口老家去了。
在溪口，蒋介石开始起草此次赴苏考察的报告，将三个多月在苏联旅行、考察
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整理成《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长达40余页，写得十
分缓慢艰涩。如果说蒋介石在赴苏考察之前还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表示一种盲
从式的支持的话，那么，这次亲身赴苏考察之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思想
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这就是他的这份报告书写得缓慢艰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完成之后，蒋介石将报告书寄给了孙中山先生。其间，孙中山曾电催蒋介
石赴粤，以便当面听取汇报，但蒋介石迟迟不动，直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在即，他才动身赴粤。其后不久，又返回了溪口。当年3月中旬，蒋介石又致函
廖仲他，直言他的观点：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
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
言，即弟对兄言俄 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
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
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
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
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请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
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
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
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
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
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
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
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
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不逢也。然
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强入共产党问题，而弟
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
之非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
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冀与兄共勉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赴苏联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他从此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
了极度的厌恶，对苏联共产党帮助中国革命的诚意产生了极大怀疑。在其后所写的
《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则公开了他的这一观点，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
由奉化致廖仲供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在此
书中，他更露骨直言：
“在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
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
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
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
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至此，蒋介石的反共思想已经形成。而尤其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的还不是他的
反共思想本身，而是他以政治两面派手法对公众进行的欺骗。蒋介石很明白当时的
局势，很清楚他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实力，他知道，如果这时候赤膊上阵，公开反对
联俄容共， 那无疑要背上个“反对孙中山。破坏中国革命”的罪名的。所以，
他敛锋藏锐，换了一副“极左”的革命面孔，大唱国共合作以及共 产主义的高调，
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并且 口口声声说要“仿效”苏联。
例如，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的训话 中说：“我们的
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并声言三民主义
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又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
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我
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左派小生”戏演得活灵活现，唱得字正腔圆，1925年9月
9日，他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大会上发表训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
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9月13日，蒋介石又说：“国民党
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此方针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群众运动发展很快，第一次东征时，由彭湃同志领导
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就曾极大地支援了东征军，这一点，蒋介石当然是看得明明白白
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
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
阀！”大会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形势喜人。蒋介石也见风使舵，
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在各种集会上高喊“打倒帝
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
蒋介石是做过股票生意的，他的政治品质大多来源于十里洋场上的“生意经”。
从这一角度上看，蒋介石确实是在做一种“投机革命”的买卖。以当时的局势而论，
他认为这种生意是稳赚不赔唱几句高调，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得到的却是一
个“革命左派”的桂冠，对他攀登权力顶峰大有稗益，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蒋介石忘记了一点：任何“生意”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戏”演得太
逼真了，自然有好处可以蒙骗“观众”包括蒙骗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
但也有坏处把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们也蒙蔽了。他的一些过激言行，引起了当时
在广州的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的反感和憎恶。这些人代表着当时的反
动势力，暗中勾结，密谋策划，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这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
2．恶人命大 履险如夷
蒋介石一生当中面临过多少次生命危险，恐怕很难统计。从他幼时以著人喉、
身落水缸、失足落崖算起，直到在台湾时因一场车祸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他这一辈
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生命危胁大约不下十数起。而每一次遭遇危险，他都能幸运
地脱逃。例如陈洁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过蒋介石险遭不测的一件事；一
天，蒋介石去参加一个会议，当他被卫士们族拥着走向会场时，突然迎而走来一位
年轻人，手捧一送报纸，临近蒋介石时，这位年轻人突然从报纸下面伸出一只手枪
来，面对蒋介石举枪便射，所幸蒋介石的卫士手疾眼快，立即扑上去夺枪，致使子
弹射偏，蒋介石乘此机会迅速退避到安全地带，眼看着刺客被卫士拔枪击倒在地。
在长沙，蒋介石也曾有过一次出丑涉险的经历。那是北伐军誓师出征后，蒋介
石指挥部队作战到了长沙。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在检阅出征部队时，因跨下坐骑
突然受惊，蒋介石种不及防，被惊马颠翻坠地，但右脚却被鞍橙套住，惊马拖着蒋
介石跑了七八公尺。蒋介石虽然性命无虞，右脚却受了伤。而且，在士兵面前，将
军坠马，主“出师不利”之兆，又出了个大洋相，所以蒋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
至较之右足之伤为甚。倒是当时随军侍奉的陈洁如会安慰他，说：“你从马上跌下，
竟能保全性命，说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尽管放心吧厂一
番宽心话，说得蒋介石转忧为喜，足伤也很快痊愈。
陈洁如说得不错，蒋介石的确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三千元通缉，在上海无立足之
地，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跑到萧王庙孙家舅父孙琴风家里躲藏。他的舅母遂让他躲
在家里的阁楼上避祸。
次日奉化县衙得线人密报，知道蒋介石逃往萧王庙孙家，立即派武秀才丁志国
率领兵丁前往萧王庙搜捕革命党。
兵丁们径直来到孙家，四处搜索，均不见革命党的影子，这时，有人发现了阁
楼，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志国暗中同情革命党，料定蒋介石多半躲在上面，
便对兵丁说：“那是人家的卧室，咱们不能胡来，我一个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
丁志国上了阁楼，果然见到蒋介石正直延挺地坐在床上瞪着他。丁志国视若无睹，
转身下去对众兵丁说：“上边没人，咱们再到别处去搜搜吧！”他临出门又对蒋介
石的孙家舅母说：“此处不可久留，让他赶快离开奉化吧！”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蒋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们会拍马屁，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自有神明护佑，
所以才吉人天相，屡屡大难未死，每每化险为夷。
蒋介石虽然声称信奉“三民主义，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忠实的信徒，但他
骨子里却依然未脱传统中华文化中封建迷信的巢臼，对“神明护佑”一说是笃信不
疑的。他迷信神门“仙道”，迷信阴阳风水之学，也热衷于抽签算命测字看相之术。
因此，每次罹险脱身之后，蒋介石都要默默静坐，祷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感谢
他们暗中保护，使自己有惊无险。
而实际上，蒋介石之“大难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观条件围限的结果，关键时
刻，若没有卫兵挺身保卫，蒋介石有10条命怕也早就丢了。即以在长沙阅兵时被颠
落马下的事为例，当时幸亏蒋介石穿的是马靴，当那惊马拖着蒋介石狂奔了一段之
后，马靴从蒋介石的脚上脱落下来，这才使他保住了一条命。若说“护佑”应当说
是“马靴护信”，若说感谢，倒是说该谢谢“马靴”。
除了前述的几次罹险之外，蒋介石还有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请看蒋介石的侍
卫队长殓熙的回忆：
从东征到平定杨、刘，蒋介石的身价抬高了；但在国民政府成立时，他并未居
于重要地位。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悄。谭延间等的地位，都比他高，在军事上他
仍然受许崇智的指挥。但由于他的声名不断提高，锋芒渐露，不甘居于人下，人亦
生有忌心。他日常办公，仍以黄埔军校为主，城内有个军校办事处，他经常坐着汽
车来往。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的夏天，蒋介石由广
州北教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他所乘的一辆小汽车，插有
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子，当这辆小汽车开动时，发动机发生故障月机进行修理。蒋介
石不耐久等，即改乘随从的另一辆没有插青天白日小旗子的汽车，叫我带四名卫士，
乘插旗的汽车，随后赶来。不料这辆插旗的汽车驶近东坡楼附近时，东坡楼附近的
驻军对着它猛烈地开枪射击，油箱破裂，汽车打翻，两名卫士被打死，排长黄文友
手臂受伤，从汽车里爬出来，逃至办事处向我报告。我大为惊讶，心想这下子好险
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干的呢？其中大有文章！便急忙将此情形报告蒋
介石。他一听，也很惊讶，似乎想克制而按捺不住，遂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向东
坡楼附近驻地查询。该军代理军长梁鸿楷很快就来到。蒋介石即将东坡楼发生的流
血事件告诉他，命他查明真象。梁鸿楷非常惶惑，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自已却
有嫌疑；是自已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责任。他局促不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