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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
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
告》就彻底消除干净。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
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
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12年
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毛宁邵的回
忆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
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
阁小洋房里。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
语。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
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
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
《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
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个叫曹激，
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由南京侍从室待卫长派来的。由于蒋经国回来，
小小的溪口镇一时增添了热闹。
年轻时的蒋经国性情活泼好动。蒋家门前是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平
时做完功课后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有时在水较深的地方游游泳。
他家的后面有一座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爬山。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
活还是很丰富多采的。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的话唯命是听。有一次蒋方良提
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
国去，结果只让别人陪蒋方良一个人去了。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
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
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
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还有
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
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
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
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
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
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
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
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
地方。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
子里住。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
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
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
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
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
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
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这些，都与当时
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
“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
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到了景德镇，不料
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
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
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
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还
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
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
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
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
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
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
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
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
凶相，顿时被征服了，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当时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
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
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六个月的班房。”像这
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还有一
次，我们到大庆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们闹事，拦截
来往车辆。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我们没有理会，
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坐在车上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随从侍卫
想开枪，却被蒋经国制止了。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
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
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在短
期内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加上从苏联回国才两年，“布尔什维克”的
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同时有其父蒋介石为后盾，因而能雷
厉风行地烧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嚣张气焰，恢
复地方秩序。其次，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再次，他厉行
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通过这些措施，政
令基本得以通行，社会风气趋向好转，蒋经国本人也渐渐赢得了声誉。
蒋经国在赣州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州治理成一个“理想王国”。他有许
多新的主张，其实施办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异于国民党行政官员的一套老办法。
他当时很年轻，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得作风特殊、思想活
跃，也特别喜欢接近和结交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老报人徐铸成曾评论蒋经国，说他
“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
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这一时期，
徐铸成同蒋经国有过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
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
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拜访。通名之下，
才知道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
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
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
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饶
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
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
的一批大公报社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
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
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第二天“日上三竿”
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
等了一个钟头了。”我惶惑的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
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
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
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
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同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
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
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
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
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
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四十，年轻豪饮，但一
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
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
熬过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
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
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
依然盛意殷殷。
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待人以诚”，不像是故意摆个样子给人看的。他的“礼贤
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据在赣州与蒋经国同事过的人们回忆，一致认为他十分
“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风。常常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
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说是
那样称呼就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了。因此，当时的青年人都呼他为“小蒋”，以示亲
近而又有几分崇敬的意思。
在执任保安处副处长和督练处处长期间油于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对于在苏联
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有关政治和军事知识，仍然在头脑中产生影响。思想作风和工
作作风，与当地的官吏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据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当时撰写的一篇
文章中，对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过如下的论述：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而军事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