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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
孟繁华
女性解放，是当代中国历久不衰的话题，也是东方古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表征和神话，是当代中国宏伟叙事中最强劲的话语之一。它不仅在话语实践中大获全胜，而且在诉诸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比话语实践更为鲜活的实际例证，从“铁姑娘”、“三八红旗手”，到“女经理”、“女企业家”，时代的变幻，并没有妨碍将女性解放的叙事纳入到既定秩序中展开，在军营、在工厂、在商场官场情场，有人群活动的地方，必有女性矫健搏击的身影，作为民主、平等的社会表征，女性的成功仿佛是永远书写不完的壮丽画卷，我们除了没有女王、女总统之外，女性在其他所有的领域似乎都占有不可忽略的份额——从话语权到领导权。
但是，这一辉煌的女性解放史或成功史，并非不存有争议，女性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始终是个问题。在她们必须承担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同时，还必须在心理、生理上承担现代的社会角色，尽管她们不必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但是，在“铁姑娘”那猎猎飞舞的旗帜下。在绞尽脑汁的商场与官场的角逐中，在男性话语期待的视野里，一方面女性放大了对自身的想象：一方面则遮蔽了她们受到的真实性压抑。而女性这一性别，在现代诠释的昭示下，越发变得语焉不详面目皆非。
女性文学崛起的诸多原因，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女性文学毕竟已经成为存在的事实。她们的队伍并不庞大，但声名显赫，并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前卫意识的文学现象之一。林白置身于这一现象当中并占据突出的位置，她的作品曾在多种不同的解读中变幻莫测。她受到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挤压，对她的评价，在一段时期内曾暧昧而含混。但我一直认为，林白是个很浪漫而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一个自信而又多少有些奢望的作家，那些从沙街走出的女性们，一开始就不在传统的“解放者”的序列中，她们既有些古怪又生气勃勃，既自以为是又惊世骇俗。于是，便有了狂妄的《一个人的战争》、华丽的《守望空心岁月》、优雅而哀婉的《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以及《林白文集》四卷。林白写作这些作品时，内心充盈着激情和冲动，她的人物虽然不合时宜，但她自信揭示了女性在精神范畴被遮蔽的另一世界，她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了流行话语对女性的期待和猜想。然而，林白创造的人物显然也只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本的存在形式，她们只有在林白式的想象中才卓尔不群触目惊心。面对持久的生活秩序和庞大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网络，那些生不逢时的女性只能绝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飞翔，而难以在现实的土壤上驻足。因此，从本质上说，林白的上述作品仍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不同的是，它被注入了东方女性的当代想象。那突兀而细致的感受和语言冲击力，使林白在女性文学中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林白的这部作品——《说吧，房间》的内在气质和叙事方式，同她以往的作品相比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青春式的狂妄和华丽变得平易素朴，以往因对女性想象过高的奢望难以实现的痛苦，变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疲惫，这使林白的这部作品更具现实感，更切近这个时代生活的整体情绪和风貌。如果说过去她更注重表达女性的精神历程和内心世界、更注重揭示女性被遮蔽了的压抑苦痛的话，那么，这部长篇小说则对女性的生存现实有了更多的关怀和热情。那个被命名为林多米的下岗女编辑，再也不是自视甚高的多米或米诺，更不是优雅并充溢着诗性的朱琼。多米虽然贫困但在另一世界可以独来独往随心所欲，她无论乘上轮船还是走在山间小路，都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浪漫，她的我行我素仿佛已经自我放逐于社会契约之外；而朱琼虽然在红色暴力中惊恐不安，但那朱门廊椅秀扇清茶也总还透着另外一种优越。因此，林白以往的女性形象，在精神层面与世俗生活不怎么沾边，这当然体现了林白在一个时期内的想象和趣味。但是，对现实秩序你可以挑战和蔑视，却难以逃脱它无处不在的制约力，林多米莫名其妙的下岗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而她的下岗与上海十几万纺织女工下岗完全不同，十几万纺织女工的集体下岗成了一个悲壮的事件，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产业调整必须付出的代价，她们昔日的辉煌人们记忆犹新，她们的再就业和生活问题成了社会问题，并被当作焦点性新闻走上国家权威传媒。而林多米的下岗成了一个纯粹的“个人事件”，她没有得到正面通知，既没有听到下岗的原因，也没有机会进行申辩，或者说，她连这个起码的权利都在无声中被剥夺了。因此，当林多米失魂落魄地离开单位时，她反倒不大像一个下岗的女编辑，而更像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继续聘用的人可以体面地继续开会，只有林多米一个人因未接到通知而逃之夭夭。
于是，寻找工作便成了林多米在小说中的核心事件。而这时的林多米不仅是个失业者，而且是一个离了婚的寡妇，一个名叫“扣扣”的小女孩的母亲。这是林多米最为真实的现实背景，然而在林多米被解聘时没有谁注意过这一事实。无助的林多米无言地承受了这一现实，这与其说是对“改革”的理解，毋宁说是一个弱女子难以改变它的无可奈何。而这一切仅仅是林多米厄运的开始，她与这个既生气勃勃又纷乱动荡时代的不适仿佛与生俱来，在她踏上求职的漫漫长途始，她就不曾交过好运。多次求职的失败缘于多种理由，或因不能回答莫名其妙的提问，或因弱势性别，便永远地将林多米置于门外。不断重临的失败终于让林多米明白了一个道理：“多次失败之后，我才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存在蒙受委屈的问题，一切都正常之极，气氛与提问、人的脸色，再也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我实在是缺少经历，没见过世面，把正常的事情无限放大。”但这种具有自我抚慰性质的认知，于林多米说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者将林多米送上求职的漫漫长途并屡试不爽，恰恰隐喻了林多米无法进入这个社会、或者说被社会拒绝的命运。于林多米来说，作为一介书生，她对这个社会是陌生的，或者说她对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并不熟悉。她可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但这并不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先决条件，它并不意味着因此比别人优越。进入任何一个社会，除个人的才能和偶然机遇外，对意识形态的熟悉和认同程度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人进入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书。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与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所以林多米格外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该社会中就愈具有现实力量。”
林多米看来没有接受社会足够的教化，她不会推销自己，不会见人就侃侃而谈并从容自若，进一步说，林多米面对着社会时，似乎还多少有些怯懦、有些自卑，甚至在潜意识中盼望着逃之夭夭，面对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她软弱之极。
林白的创作历程确实是个有趣的话题。她笔下过去诞生的女性与社会的不适仿佛与生俱来，她们只好选择远走他乡，沙街的生活像尘封经年的故事，它让一个个有太多憧憬的女性深怀失望。但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似乎更多的是心理履历，而不是现实履历，她们在作者的想象中自命不凡，超然物外，她们内心都充满了抗争或不能认同的情绪，而向往于红尘之外的另一境地。这一想象的境地并不存在。她们只要生存，就无可避免地要同这个社会发生多种联系，那个想象的飞地——“自己的一间屋”，其紧闭的房门终要开放。然而，当林白的人物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时，她们的不适更是雪上加霜——一种逆向的拒绝不期而至。于林多米说来，她已不能想象“报国无门”这个词，她们的期许已退居到最低限度，即起码的生存保障，然而这对林多米仍有一段遥远的路途。这时的林多米只能退回到自身：“我既爱我的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这种重新焕发的自尊与自爱，无疑加剧了林多米与社会的距离感，它仍属于知识者的书卷气。而这个时代，对书卷气从来是不屑一顾的。
与林多米的境遇形成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南红，作为林多米的朋友，她有与林多米截然不同的生存观念和方式。在这个时代，南红虽然不可能进入主流社会，但她可以凭借不断更换男朋友来不断更新工作，她不仅没有知识界流行的女性观念，自主意识，甚至没有起码的贞操观念。也正因为如此，南红似乎又是今日某种时尚的符号。她人在江湖，游刃有余。在道德内涵十分混乱的当下，我们自然不能用传统的道德尺度去评价她，但南红的方式显然也是一种非正常状态，她既付出了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代价，又终于没有逃脱宿命般的厄运。
《说吧，房间》虽然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反对性别歧视的女性文学文本来阅读，但就它表达的深度而言，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林白在表现当下变动的时代生活时，超越了性别关怀，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为弱势性别，在与现实艰难的对话中，作者没有将历史道德化，小说中没有我们常见的道德败坏或品行不端的人，但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求职的过程中总是一败涂地，林多米仿佛陷入了一个“无物之阵”，她想要抗争或战斗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对象，这就使她的失败给人一种无处诉说之感。它既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所隐含的巨大病灶，同时也为人物平添了无辜与无助，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刻性和魅力所在。
林白以勇武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并诉诸于表达，显示了她对当下生活的关怀热情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她的这一转变和选择，所引起的普遍关注，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南方文坛》总６２期
内与外的置换：重写女性现实
——评林白的《说吧，房间》
陈晓明
一如既往地写作、倾诉，顽强地表达内心生活，这就是林白。尽管人们一度对这个略显弱小的女性表示了质疑，但面对着她的写作，她那些独特的文字，人们还是难以偏离公正太远。继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之后，林白最近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花城》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这部小说再一次呈现了女性现实，并且是如此彻底不留余地表达了女性对生活现实的激进的感受。
在当今的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生活现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女性依然是按照两种传统类型来塑造的。她们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荡妇妖女。事实上，这是男性的白日梦和欲望化目光生产的对象。在时下关于城市生活现实的小说叙事中，男性的欲望化目光统治了小说的叙述视点，女性看上去像是这个妖娆绚丽的商业社会和权力事务封地四处开放的罂粟花，它们芳香四溢足以使任何阅读者进入白日梦的温柔之乡。在另一些关于女性自怨自艾的叙事中，女性的生活又限定在一些狭小心理空间，精致、尖利但虚无缥缈（就这点而言，林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无牵连）。但这一次，《说吧，房间》相当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生存被挤压的现实，女性的境遇，她们无望的超越幻想，这些都被相当有力地以偏执的女性视点给予重新书写。
这部小说的名字显得非常奇特：《说吧，房间》。“说吧”，谁说？是“房间”吗？“房间”能说吗？又是“谁”在怂恿“房间”诉说呢？“房间”既是拟人化的修辞，又是一种象征。很显然，“房间”看上去像是叙述人的自我比拟，而“说吧”，一种来自外部的怂恿、鼓励，使得“房间”的倾诉像是一次被迫的陈情，“说吧，房间”，你有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多的不平和不幸。“说吧”，是一次吁请，一次暗示和抚慰。“房间”作为叙述主体，一种物质的生活象征，一种把精神性的主体转化为物质（物理）存在的尝试，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