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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等7部作品及相关评论文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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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自己赢得表述自由的时候,才倾心于语言。我有时甚至游戏语言,可这并不是我写作的终极目的。而语言的游戏对作家往往是一个陷阱,如果这游戏背后不能传达通常难以表达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聪明、再漂亮,也徒然□是某种空洞的语言形式。我所以找寻新的表述方式,□因为常规的语言限制了我,无法把我的感受表达得十分真切。 
  文学创作所以有趣正在于个人的独创和不重复。作为原则说来容易,人事实上往往生活在他人的阴影里,特别当你由衷欣赏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尽量拉开距离。 
  流亡西方对我并非坏事,相反为我提供更多的参照。我在国外完成的《灵山》与《山海经传》,已经了结了所谓乡愁。前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引发的感受,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源起的思考,都费了多年的心血。人一旦脱离所谓祖国,有种距离,写起来倒更为冷静。中国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里,毋需给自己再贴商标。传统的中国文化正面与负面,我已自行清理。一个作家重要的是超脱出来,有所创造,不必靠变卖祖宗的遗产过日子。 倘要找出同西方作家的区别,恐怕是一种静观的态度,我对社会和自我都一概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也可以说发自根深柢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作家通常采用的心理分析和体验。可老庄哲学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过于消极,我毕竟想做点甚么,我非道非佛,取的□是一种观省的态度。 
  我把文学创作作为自救的方式,或者说也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写作为的是自己,不企图愉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要紧的,对我来说,□是我说了,写了,仅此而已。高行健 

为了自救而写作



作者:高行健

  我应该说,无论政治还是文学,我甚么派都不是,不隶属于任何主义,也包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固然有我的政治见解和文学艺术观,可没有必要钉死在某一种政治或美学的框子里。现今这个意识形态分崩离析的时代,个人想要保持精神的独立,可取的态度,我以为□有质疑。 我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才得以自救。这并不是说,我就主张所谓纯文学,那种全然脱离社会的象牙塔。恰恰相反,我把文学创作作为个人的生存对社会的一种挑战,哪怕这种挑战其实微不足道,毕竟是一个姿态。 
  我为自己赢得表述自由的时候,才倾心于语言。我有时甚至游戏语言,可这并不是我写作的终极目的。而语言的游戏对作家往往是一个陷阱,如果这游戏背后不能传达通常难以表达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聪明、再漂亮,也徒然□是某种空洞的语言形式。我所以找寻新的表述方式,□因为常规的语言限制了我,无法把我的感受表达得十分真切。 
  文学创作所以有趣正在于个人的独创和不重复。作为原则说来容易,人事实上往往生活在他人的阴影里,特别当你由衷欣赏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尽量拉开距离。 
  流亡西方对我并非坏事,相反为我提供更多的参照。我在国外完成的《灵山》与《山海经传》,已经了结了所谓乡愁。前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引发的感受,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源起的思考,都费了多年的心血。人一旦脱离所谓祖国,有种距离,写起来倒更为冷静。 中国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里,毋需给自己再贴商标。传统的中国文化正面与负面,我已自行清理。一个作家重要的是超脱出来,有所创造,不必靠变卖祖宗的遗产过日子。 
  倘要找出同西方作家的区别,恐怕是一种静观的态度,我对社会和自我都一概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也可以说发自根深柢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作家通常采用的心理分析和体验。可老庄哲学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过于消极,我毕竟想做点甚么,我非道非佛,取的□是一种观省的态度。 
  我把文学创作作为自救的方式,或者说也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写作为的是自己,不企图愉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要紧的,对我来说,只是我说了,写了,仅此而已。 

高行健译诗一首



高行健译

  普列维尔 

  公园里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作家简介:



作者:佚名

  高行健(1940—) ,原籍江苏泰州,出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后报导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不过,高行健早期在国内,是以创作先锋戏剧著称。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后来他又写了《野人》,采用更多探索手法,更展现出艺术魄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50年10部戏剧”。高行健在大陆发表的作品不多,他在1981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他的剧作集《彼岸》(The Other Shore)在一九八六年在大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遭北京当局禁演,,翌年他即离开中国大陆赴法国,隔年再以政治难民的身分定居巴黎市郊的巴纽里,加入法国国籍。因此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例如长篇小说《灵山》(据说台湾已经有了中文版)、《一个人的圣经》都只能在海外出版。他的画作也已在欧洲和美国展出。在报章中,有人称他为大陆异议作家。 

  高行健年表: 

  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1971——1974到干校劳动,后来在皖南山区农村中学任教。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散文《巴金在巴黎》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1981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创作《绝对信号》(于刘会远合作)《车站》《野人》等剧作,引起很大反响,并因其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想内涵而发生争议。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突破了话剧传统的时间结构,拓宽了戏剧表现空间,探索新的戏剧观念包括舞台观念。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论文《谈小说观和小说技巧》也在1983年遭到批判。另外还出版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理论著作《现代戏剧手段初探》、《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和戏剧作品集《高行健戏剧集》等,90年代定居法国,继续从事创作和绘画,出版小说《灵山》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作品一览 

  戏剧:《绝对信号》、《野人》、《车站》、《模仿者》、《躲雨》、《行路难》、《喀巴拉山》、《独白》、《冥城》、《彼岸》、《逃亡》、《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夜游神》、《山海经传》 

  小说及评论集 

  《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给我老爷买鱼竿》、《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没有主义》、《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高行健戏剧集》、《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 

高行健访谈节录



作者:陈军


  曹溪整理 
  编者按:旅法华裔作家高行健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以下是其好友陈军与其的一次长谈。 
  陈:我想通过这个采访试图勾划在我们这一、两代人中,我们将来会为后人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指的是各个涵意上的,从理念、人生的经验、艺术的创作,甚至包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看法和个人体验。因此,我基本上想问的是这样一类的问题,即在你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哪些事情给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迹,不管它表现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只是友谊中的背叛。这些东西作为你人生的转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比如你现在回忆童年的话, 你是怎样渡过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个很梦幻又很渴望的。1949年共产党要想建立一个新中国,一切都要个新的社会,要埋葬旧的社会。可是我是从那个社会来的。1949年我十岁,我是40年生的,我曾经一度是相信我是长在红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经验。现在想起来, 那段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陈:你的家乡在哪里呢? 
  高: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正在逃难,正是抗战时期。我生在赣南,我的父亲当时在中国银行工作,算是公职人员罢。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幸福的童年,我幸亏有这么一段生活。不是在那种大集体呀,祖国呀,红旗下长大的。后来我一直忘掉了这一段。我们整个那一段的教育过程就是让你忘掉它,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要埋葬那个旧社会,一个大家耳濡目染的旧社会的苦难。可是我却没有看见多少苦难。那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 
  陈:你从哪里逃到哪里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难中出生的,那是飞机轰炸下的赣州。这段我在小说里写到过。赣州当时是蒋经国在那,算是个治理得模范的地方了。蒋经国当时算是国民党内的清官,还算是治理的不错。当时日本人到那里就停住了。后来他们开始袭击,我们又开始往前走了。我再小的记忆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赣南。日本人到哪,我们银行就先撤退。所以,逃难对我童年残存的记忆来讲是个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并没有感觉战争的那种恐怖。唯一对战争的恐怖记忆就是飞机轰炸。然后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还留在银行里,后来就失业了。后来他当过记者,又到私人的银行里干过,轮船公司也干过。尽管我父亲常常失业,但我们家生活还是满优越的。我父母都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个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所以我还赶上了旧生活的尾巴,但是这个旧生活现在对我来说是美好的。 
  陈:你在十岁以前,如果有过教育的话, 是个什么样的教育呢? 
  高:我们的家庭是非常温暖的。我们家的这种家庭到了新社会以后就消失了,那种人的关系也消失了。那时候,一切都显得温文尔雅。我父亲来的朋友谈吐文雅,西装革履的;我母亲爱的也是教会式的教育。所以我们家算是个中产阶级了。父、母亲家以前也是个大家族,后来虽然败落了,但是他们身上那种遗风尚在。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唱什么西方歌曲了,什么弹钢琴了,唱歌剧了。太太们留学回来以后拿着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我父母他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同乐会。我最早登台表演是在我五岁,我妈叫我排个节目,让我跟她一起登台。我母亲当时是抗日剧团的演员,后来跟我父亲结婚后,出于政治原因,我父亲不让她搞政治,因为太危险。当时的抗战剧团,国民党也不太喜欢。后来我母亲回忆起来猜测,她们剧团的外围有共产党在做工作。她是基督教青年会的。 
  陈:我妈妈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为当时参加了抗战的演出团并写文章,后来在1956年时被抓起来,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释放。 
  高:所以他们49年后就根本不怎么谈这些事,但是这个记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于是我有两个社会的经验。我有现代中国的,再有就是西方社会的不同体验。现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会里头。 
  陈: 你那时都是读的什么书呢? 
  高:应该说主要是童话。我也没上学,因为那时在逃难嘛,加上我身体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亲教我识字的。那时我家里有一大堆书,有很多童话、儿童读物、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可以说是一种很西式的教育,家里那时还彼此讲英文,穿的是西装,唱的是洋歌。 
  陈:共产党进城的时候,你们家当时在哪? 
  高:忘了。五零年以后我们家到了南京,我有一个表伯父早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就到处找我们家。他的父亲家也是个大家,是个大买办资本家,就娶了好多小老婆。然后他妈就到我父亲家过,他和我父亲就像亲兄弟一样,然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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