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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更多地有求于我们；而是我们更多地有求于外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应在外国人面前过份地摆架子要面子或横挑鼻子树挑眼，那样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外国最大的损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当你试图帮助一个弱者时，如果被助的一方对你满怀敌意，你还会帮助他吗？除非你是白痴，否则你就会叹口气走开。
（二）、〃冤杀〃对国家民族真正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对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责任心，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唤醒中国人的“灵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经常被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成首要的敌人，结果在辛苦操劳一夜之后，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国人地指斥为“汉奸卖国贼”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后的屠刀下漏网的“维新志士”（老太婆只杀了六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全成了打着爱国旗帜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锋中，狭隘民族主义者总是轻而易举地站在胜利的一边，因为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帮了他们的忙，他们的身后有广大的同盟军；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军奋战。不过民族主义者胜利的果实是苦涩的，中国在他们胜利的鼓乐声中大踏步地后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得到他们挚爱并为之献身的国人的理解，还要继续承担〃汉奸卖国贼〃的罪名被正统教科书〃批判〃和唾骂。
晚清的自强名臣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在中国特有的官场不可避免地会沾染腐败气习；但和其他官僚比起来，李鸿章的见识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许多；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个的官场中，李鸿章承担的骂名比其他官员的总和还要多，并且被后世的国民连续骂了整整一个世纪。李鸿章的不是因为他身上的官僚习气而挨骂；相反是因为他身上的优势而挨骂。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签订“马关条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西方各国有更多的了解，对外国人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和外国人较为合得来，在重大的外交事务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签订“马关条约”并不是李鸿章的过错，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国军队能打胜仗，李鸿章就是白痴也不会背负千古骂名。李鸿章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并非他拿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个人交易；而是因为他比其他官僚拥有更多的国际知识，在涉外事务中较为明白事理，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鲁迅对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排外行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在战前豪言壮语鼓吹战争，可在战争到来时最容易变节；有些人慎言战争，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前者无疑是真正的“爱国贼”，他把国家民族拖入力量悬殊且本来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战争的深渊，自己又不愿承担任何责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脚底抹油。抗日战争中就经常出现这类人物。
（三）、 把国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
对外战争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战争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国家民族的利益（如开疆拓土），在力量足够强大时出兵境外维护公正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战争有三种：一是用武力强夺眼前的小利益而触犯众怒，埋下全面失败甚至毁灭的种子（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二是为了炫耀武力卷入与自己根本利益无关且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或没有申张正义的力量却企图打抱不平（十八世纪法国的路易十四就经常打这样的战争）；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够强大时为了一时的怒气主动招惹强敌，结果付出更大的损失和代价（如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向西洋各国宣战）。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除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创造和积累财富外；还要尽可能地不卷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一旦不小心卷入非理性的战争，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毁于一旦，甚至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在建国早期就严守这一战争原则，在国际战争中严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绝不卷入和自己根本利益无关的战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给予美国巨大援助的缘故，主张美国出兵出钱援助法国针对“反法同盟”的战争。理想主义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恩”毕竟是人类的美德之一，当初法国帮助了美国，现在是轮到美国报答恩主的时候了。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力量那么做？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刚从八年独立战争中走出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自家的事还没有解决好，腾不出力量去管别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国虽然帮助过美国，可两国的利益对立的成分大于共同的成分。美国要想跃升为大国就必须“西进”，可西进的道路被法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断，美国要想西进就必须把法国殖民地抹掉，一个强大的法国显然不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计划。不惜损伤自身去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强大显然不是智者所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的理性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的作法，最后理性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这对美国是幸运的，美国不但避免了任何损失，还利用法国大革命大捞一把。当法国在战争的深渊中稻筋疲力竭急需金钱时，美国渔翁得利，用便宜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的国土扩大了一倍，并打开了美国“西进”和通向超级大国的大门。结果美国没出一兵一文，却成为欧洲战争中最大的赢家。随后的一个世纪，美国继续严守中立原则，一心一意从事国内建设，积蓄力量和财富，最终成为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当美国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抛弃中立法则，出兵海外进行“理性战争”，在全球各地树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时期中国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很多战争是外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只有奋起抗争。在这些战争中我们站在正义和理性的一边。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在所有的对外战争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战争源于我们的无知，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国际知识才使战争得以发生并扩大化。有些战争则出于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纪末的“八国联军之役”，我们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义。一个用冷兵器武装起来的落后国家，竟然在一夜之间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帮交且比中国远为强大的各国宣战，把非理性战争推向极致。把没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装起来屠杀中国境内所有的外国平民，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象今天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一样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说明了战争的非正义。这场战争就是在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的鼓惑下发生的，对战争鼓吹得最为起劲的宰相徐桐就是一个高呼“要与国家共存亡”的“爱国贼”。这个脑满肠肥除了弄权受贿外什么也不会的满洲权贵，就是当时的中国仇外排外的领袖人物。他坚决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中国外只有英吉利和法兰西，其它的国家都是两国杜撰出来吓唬中国人的，向世界各国宣战其实就是和这两个国家作战，“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有取胜的绝对把握。。。。。。
以慈禧太后和徐桐为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非理性战争把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差一点就推进了毁灭的深渊，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远不是四亿五千万俩天文数字的战败赔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类似的战争并没有在“八国联军”之后的中国绝迹，也没在世界绝迹，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国义和团的故事重演一次。
中华民族在经受了沉痛的教训，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在一代开明领袖人物的率领下挤上了那辆迟到的现代化末班车。中国要想不受干扰地完成现代化进程，就必须高度地警惕狭隘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拖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那些动不动就高呼要与某强国开战的所谓“爱国人士”，你们如能安静下来不再不负责任地嚷嚷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中国已经迈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进步，切切不能走回头路回到落后时期的“孤立”状态，中国需要外来文明的助力！中国已经融入国际大家庭，不能因为病态的面子观念而中途退出，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远远大于阻力。已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中国，不应继续对大家庭中的某些大国和强国保持传统的敌视心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和经验。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应该化解，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去享受和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这些成果。盲目排外不是〃爱国〃，承认别人比我们强，主张向外国学习也不是〃崇洋〃。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为了使中国真正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不能排外，更不能盲目仇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