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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他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
希特勒在团部里表现不错，每逢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有危险的任务，他也从不装病。另外，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由于他是个画家，这使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例如，有一次，有个士兵打了个兔子，准备休假时带回家，但他带走的却是一块砖人家把兔子偷换了。希特勒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便赢得了全团最大的“老饕”的美称。与此同时，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理由是，他无从报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将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10马克给希特勒，这也当场被希特勒谢绝。
后来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希特勒仍在老阵地上，只能袭击法军和英军。天气很坏，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他们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会，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
希特勒的表现不差，亚山大。莫里茨。弗雷在大战时是德军一名年轻的助理医生，和希特勒同在第16巴伐利亚步兵团服役。研究人员最近重新整理他的作品时发现了不少有关希特勒的记述。
弗雷在文章中记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情景，“一天晚上，敌人第一波夜间轰炸刚开始，有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跌跌撞撞的来到地下室，他的眼神里充满恐惧和愤怒。他很瘦，所以看起来显得挺高”。“他坐在那里气喘吁吁，好一会脸色才好了些。之后就开始不停的咆哮，痛斥英国人。那样子和他多年以后当上元首时一模一样”。
“后来我们给了他一些水喝，他稍微平静了些，但随即又开始大骂敌人的无耻和愚蠢。最后直到炮击结束了，他侧耳听了听，发现外面都安静了之后，才不耐烦的说了声‘再见’走出去”。
事后弗雷得知，这个脾气暴躁的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在弗雷看来，希特勒的性格和以往人们所知的有些不同，“有人说他是个胆小鬼，这并不准确，但他确实不怎么勇敢，而且也不够沉着。他非常机警，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在弗雷的记忆中，“希特勒非常善于表演，总是力图让自己受欢迎，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弗雷在文章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希特勒来看病，“他的体温很正常，只是咽喉有些发红，这在战场上根本不算什么病。不过我还是给了他一些药片，并且建议他第二天再找医生看看。他想了想，犹豫了一会儿后摇了摇头，表示不需要。之后，他想办法让战友们开始谈论自己的感染非常严重但却仍然坚持工作，并让上级军官也听说了这件事”。
相对于欧洲的战火纷飞，中国无战事，处处显出和平与安全。十二月的北京，北风一吹，天空蓝得通透，人的心情顿时便好了。由于刚下过雨，空气也很清新。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如果不是地上还有一些雨后积水，每个市民的心情都会很好。
1908年年底的北京，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新城区请德国的顶尖设计师对城市的排水系统进行了详细设计，先进的下水道排水系统保证了宽阔的路面上不会有半点积水，曾纪泽下旨颁布的已经生效，在旧城改造中要尽量保护文物，北京老城区的一些老胡同或四合院里，还有一些积水。
也有一些老城区的居民，对政府在旧城改造中要保护文物表示不满，一些老胡同的贫困户，他们就想获得补偿，搬到宽敞明亮的“洋房”里去。对这样的居民，政府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耐心教育，古宅文物是传统文化的实际载体，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活的史。另外，根据实际情况收购了一些住户的宅子，满足了他们的愿望。然后对一些老胡同进行了适当改造，毕竟，有些老宅子卫生条件太差，不适合人居住。
中国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使得京城面貌大变，路面十分平整，无论是汽车又或者是马车驶在上面都觉得平稳，汽车和马车还划定了专用道。在道路最右侧还有自行车道，十多辆自行车在行走。其中一辆还是女生带着男生，两人都穿着新潮的校服，男生是燕尾西服。女生是裙子。
一些老头老太太看到这一幕，指指点点，但男学生搂住女学生的腰，显得毫不在乎，可见秋瑾等女权主义者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有多大。
在北京街头，那些售价上万元的老爷汽车，是巨富的商人们才能消受得起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是普通人都可以骑的平民交通工具，也不需要登记。
还有一种交通工具，是摩托车。摩托车的史虽然不如汽车那么早。但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早在1885年，德国的戴姆勒发明了第一辆以汽油作为动力的摩托车之后，这种在后世交通工具中占有相当高地位的机械，开始了进入人类社会的路途。
尤其是在1903年美国哈利公司生产的第1号市场销售的车型。该车发动机汽缸工作容积409ml。功率2。94kw，采用自行车车架。不过这时的摩托车和早期的汽车一样，都十分简陋，在1907年，席幕嫣在天津的工厂采取了橡胶轮胎、滚珠轴承、离合器和变速器、前悬挂避震系统、弹簧车座等新技术，使得摩托车开始有了实用价值，在工厂批量生产单缸摩托车，由于这种机车较汽车价格便宜。还有较为拉风的造型，成了一些富二代的新宠。
当然，中国工厂里的摩托车，还有一部分是军用的，中国在1908年初，新建了一个摩托化的步兵旅。
当德军和英国、法国、俄军的军队在西线和东线都陷入了持久的堑壕战时，曾纪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向德国人和英国人推销坦克。
因为曾纪泽知道，战争再持续下去，英国人也就很快会研究出坦克。史上，也是大战刚刚爆发时，英国人斯文顿就提出需要制造一种能够在遍布铁丝网的战场上开辟道路、翻越壕沟并能摧毁和压制机枪火力的装甲车打破西部前线沉闷的僵局。
虽然当时的英国陆军对此毫无兴趣，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却如获至宝，下令组建“陆地战舰委员会”，亲自领导“陆地战舰”的研制工作，以英国现有的汽车、拖拉机、枪炮制造和冶金技术，造出坦克不足为奇，只是性能和中国的“秘密武器”相比，就会有差距。
曾纪泽觉得，趁现在德国和英国都想尽快结束战争，坦克是大有市场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研制出了反坦克炮，准备下一步再卖给英国或德国，中国的军工业在继承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基础之上，又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拥有一千多位中外院士，发展进步很快，军火是一个暴利行业，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很有必要！
第180章 中国坦克
为了推销中国的军火，曾纪泽一边派外交大臣梁士诒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欧洲，一边请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德国驻华大使克林德、法国驻华公使奥居里到南阳拖拉机厂参观。
南阳的拖拉机厂，是国营的重工业企业，员工将近三万人，平时生产的是农用拖拉机，为中原的农业现代化服务。而到1908年欧洲战争爆发时，曾纪泽下令生产坦克。现在，各国的拖拉机厂，都是战略性的企业，一开战就可以生产坦克。
曾纪泽和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德国驻华大使克林德、法国驻华公使奥居里参观完拖拉机厂，就到了靠近华中军区的一个训练场，两种中国造的装甲车缓缓驶出。
前面一种，看上去像是个“大铁箱”，不过是菱方形的。周边棱角的长度不太清楚，但高度有三米左右。“铁箱”的两侧下方是履带，看不清楚，因为被一层铁板给挡住了。在铁箱的上方，是一个炮塔，里面还有一根的圆柱体伸出，是机枪的枪管。在“铁箱”的后方，还有一个用来让士兵出入的舱门，整个装甲车是用染料涂上迷彩色。另一种战车。体积上明显比前一种小，和前者相比，它的车体类似于拖拉机的底盘。而在底盘的上面，是一个同样扁平的炮塔。上面装备的了两挺机枪。前后各一挺。这辆战车是墨绿色的涂料。
在训练场地上，一共有十辆装甲战车，其中“铁箱子”的五辆，和“拖拉机”差不多的也有五辆。而在他们对面挖好的堑壕里，有上千全副武装的陆军。
这时，一个中年军官刘成章穿着笔挺的陆军少将军装，走向了看台，向曾纪泽和三位驻华大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铿锵有力地说：“陛下，坦克军团101师师长刘成章向您报道。狼毫演习行动已经准备好了，请指示。”
曾纪泽哈哈大笑，说：“成章，刘老爷子可好？我看你的队伍精气神都不错，你爹这员虎将，后继有人呀。十分钟后开始演习。”
曾纪泽口中的刘老爷子，就是刘永福，他七十一岁了，身体依然很硬朗，授予刘永福上将军衔那天，刘永福老泪纵横，动情地说：“皇上，我这一辈子，起迹田间，出治军旅，一生惟以忠君爱国为本，故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虽幸战绩颇著，你授予我上将军衔，这是军人最高的荣誉了。但是予心惕惕，终不以官爵为荣，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为责任。此身虽老，热血常存。现在我老了，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师干，削平丑类，以强祖国。我的四个犬子成章、成业、成良、成文，均已成人，各宜发奋为雄，抱定强种主义，投军报效，希望他们在新军里面效力，以竟予未了之志。倘为国用，自宜竭力驰躯，不惜以铁血铸山河，强大种族，以期臻于五大洲最强美之国。”
曾纪泽很感动刘永福的报国之心，便把他的四个儿子刘成章、刘成业、刘成良、刘成文安排到了新军里，刘成章、刘成业在陆军，刘成良、刘成文安排到了海军，他们这四个儿子也很争气，多次立功，刘成章、刘成业都成了少将，刘成良、刘成文也已经是舰长，一门三位将军，两位舰长，一时传为佳话。
因为在历史上，刘永福一家人也是忠君爱国的典范，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当过台湾的大总统！1895年4月，清政府战败求和，与日本签订了，把台湾、澎湖列岛割让日本。为了迫使台湾人民投降，日本派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日军主力近卫师团，于5月27日从冲绳出发，分兵两路进攻台湾。其中一路日军从貂角强行登陆，攻占基隆。接着，又进犯台北。巡抚唐景崧等人畏日如虎，纷纷逃回大陆。6月7日台北被日军攻陷。
这时刘永福在台南发出联合抗日的号召，表示为保卫国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仓促，不命倭得”。6月28日，台南地方绅民推举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总统，领导抗日斗争。刘永福坚持不受，仍以帮办之职，统率防军与台湾义军抗敌保台。
1895年8月中旬，战争转入台中。为了保卫彰化，黑旗军和台湾义军在大甲溪一带同日军展开激战，取得全胜，缴获日军枪械甚多。后来，日军不甘失败收买奸细带路，偷袭黑旗军后路，大甲溪遂为日军占据。大甲溪失守后，日军步步进逼，攻占台中等地。刘永福被迫率军退守彰化。
1895年8月28日，日军以强大兵力进攻彰化城北的八卦山，黑旗军和义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毙日本号称最精锐的近卫师团一千余人，打死少将山根信成。在这场悲壮的血战中，义军首领吴汤兴中炮牺牲，刘永福部将吴彭年英勇战死。刘永福黑旗军的精锐七星队三百余人也壮烈殉难，彰化失守。尔后。云林、苗栗亦相继沦陷，接着嘉义告急，刘永福命令黑旗军统领王德标迅速率领所部七星队北上增援。又派部将杨泗洪率黑旗军各营及各地义军密切配合，并亲赴嘉义前线坐镇指挥。由于黑旗军与义军的英勇善战，在刘永福的指挥下，各路义军协力作战，此役获大胜，杀敌近千人。并相继克复云林、苗粟、反攻彰化。但黑旗军和义军在连续苦战之后，断晌缺械。刘永福派人回大陆求援，清政府不但不予救济，反而将内地募捐援台款项强烈扣留。并下令严密封锁沿海，断绝对台增援。刘永福痛心疾首，发出“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