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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而我们都知道是指性。）
这样下去我的话说得愈来愈少，如果要做爱，就在半夜窸窸窣窣地爬上对方的床即可。吃饭时我们也是继续之前分立的状态。
在那之后，我就发现我产生了奇怪的语言障碍。
首先是从拼音文字开始，后来我的推测是熟练度低的语言在疾病中的优先退化。对于每个字的第二个音节，我有异样的发音困难，在本来可流利读出的句子中，就是会像虫咬过一样地留下声音的空洞。这件事情是我在医学院的图书馆查问期刊时偶然发现的，我想要跟馆员洽问，但令人困窘的音节障碍这个时候出现了，“journal”变成了“jour——”
当然不会像得了感冒一样地轻描淡写，不过，就某个程度上来说，朗读英文的能力对我来说恐怕比呼吸道的畅通还来得不重要，所以就像感冒一样地，我忽视了它。
不久之后，这种退化现象也出现在华语的使用上。虽然华语每个字元是单音节的，但相对于拼音文字的Word的，是每一个词项，而字母本身只能算是一个音素（phoneme）。我用录音机记录，然后比对在讲话时出现愈来愈多的空洞，大约都是各个词项的第二音节没错。
我跟J提到过，但她不太以为意。
“我_这_沟_会有问_。”我们这样沟通会有问题吧——我想这样跟她说。
“反正你的话本来就不多。”她说。虽然不确定她理解我的意思没有，但她的回应倒很精确。
我们的碰面又少，而且在我们的沟通之中，性要比语言有用太多了。到后来连便条纸的沟通都少了，我们就像低等灵长目动物一样缺乏语言而活着。
这样说也不对。
这个世纪许多的语言研究都采取灵长目动物的动物行为模式研究，因为MacNeilage强调，一个成功的语言发生理论，必然要建筑在对之前渐变历程有力的解释与观察之上。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在教人猿讲话，但事实上因为发声器官的不具备，所以只能教它们视觉表征式的语言，教它们ASL美国标准手语，教它们用电脑操作一种叫做Yerkish的人造符号语言。
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们可以充分地表达学习过的词汇，但却没有太多文法的痕迹，词汇的组合顺序对它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然，它们无论再怎么训练，还是不可能采取口语的方式进行表达。
就某个角度来说，我跟J之间的沟通，可能使用的是比人猿还原始的认知功能，但从另一面来看，或许存在某种感性层面的东西，那也是人类所独有的，可能比语言功能更加细致。
性本来就不过是下视丘所控管的本能而已。
我跟J的沟通问题，算是排除了，但除了发音的问题之外，我同时也遭遇幻觉的困扰。
幻觉之一：我推开楼下的大门，门口站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她正要走出去，一脸像是被我突然推开门吓到的样子，那脸实在有点滑稽，令人难以忘怀，但我还是只瞥了一眼，就径往电梯的方向走去，然后踏入电梯，上楼。
电梯在十楼打开门的时候，又有一个女的站在门口等着搭电梯，我看到她的脸，不可思议地竟跟楼下所见到的胖女人一模一样。肥胖女人穿着暴露的衣服，可以发现她没有穿戴奶罩。好像在进电梯时所见的女人也是这样穿着的，那么，她是在我搭电梯的同时从一楼跑回十楼的吗？实在不太可能。
因为诧异，我试图跟她交谈。
“你也_这_的住_吗？”第二个音节的“是”、“里”及“户”户仍然无法顺利地发声，不但影响语意上的表达，还在语气层面上会显得更具侵略性。
肥胖女人迟疑地看了我一下，点了点头：“对呀，住在四楼。我上顶楼去晒衣服的。”
“我住_十_，就这_。”少了“在”和“楼”和“层”，但好在剩下的部分就足以让她理解。
跟她挥别了，下了电梯以后，我特地爬防火梯到顶楼去看了，虽然阳光大好，但却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晾在晒衣竿上。再回到电梯口，电梯仍然停在那边，没有下去（过）。
巷口的小吃店老板与人杂交，并一边听着帕格尼尼。与他杂交的人是医学院里的两个女学生，我见过的，学习医事检验的，干干净净的。
每到下午五点，他就会打开店门，和气地微笑，有时弯身在闷热的、蒸汽氤氲的厨房里料理食物。说实在的他是个挺体面的中年男人，没有赘肉以及秃头，鼻梁线条笔挺，眼神诚恳得伤人。
那两个学医事检验的学生，是他店里的工读生，像一般女孩子一样普通，有一个可以稍微算得上是漂亮点，但也只是平庸并且抽象地漂亮，很难说出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第二音节（3）
我不确定记得，但仿佛从窗口看到过医学院的女孩裸身，挺坐并起伏。不确定这样的记忆是否真实存在。有时我又觉得我看到的是其中一个帮老板口交，另一个则面无表情，半裸地坐在稍远处。不过记忆的时间标笺都遗失掉了，以至于无法去追索相关的前后脉络，对此加以佐证。所以，记忆可能只是幻觉。
巷口小吃店老板其实并没有与人杂交，我想。
所以这是第二个幻觉。
像休谟说的那样，一切只是习惯的阴影。包括太阳打从东边出来这件事。我们永远不知道，哪天太阳会从西边出来。
惟一的，也许透过其他人对我的证言，才能让我的存在更客观一点，当然那也只是相对的。这些事我没有跟谁谈过，慢慢地存在感就更薄弱了，因为没有了语言的反馈，所以记忆的登录也是愈来愈可疑。
语言的交流之中，证成自我的存在。
忘了哪本书读到的，扣除掉卖弄格调的文字以外，还算是相当中肯的一句话。
关于音节的问题，以及种种的幻觉，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的困扰。当然还有色情性质的妄想，焦躁得令我坐立难安。
我执拗地觉得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我很讨厌人随便地觉得自己有精神疾病，诸如忧郁症之类的；我一直觉得那是文艺青年讨人厌的毛病。所以我只好归结于器质性的原因，告诉自己说其实是大脑在种种情形下受到了莫名的损害。
我终于到医院里，挂了号，看神经内科，且挂的是我的教授的那间门诊。
“很久没看到你了。”他说。
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话，于是只有含笑地点点头。
我慢慢地向他陈述问题：阙漏的音节则切分开来以单字读出，再不行的就干脆改用书写。这样折腾了一会儿，大致上他理解我的问题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带给他足够的烦恼了，因为我在上课以及研究工作上都称不上勤勉，而又具有太多无意义的主观意识，所幸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们才能相安无事。现在他发现我可能还是个神经病，而且是患有焦虑病症的神经病，情况就更糟了。
但无论如何，在他的诊间里，他还是恰当地扮演他医事工作者的角色。他还是做了详尽的看诊，帮我安排了相关的检验，并且没有说多余的话。
“或许要做CT之类的检查，这样大概可以知道些什么。”他含糊地说。
现在，我们从骨相学又推进了一步，朝向了脑部造影技术，从CT、MR到PET及fMRI，从结构的观察推进到功能的研究。
“骨相学在第三帝国的亚利安优越论下极度地发展。”
我有好几本教科书的开头都是从嘲笑骨相学开始的。这样的嘲笑或许有道德上的意义，但是从知识论的观点来讲却毫无推进，因为在那之后，他们又开发了从脑皱褶来评断人类智慧高低的方法，后来也被丢进了垃圾筒。
脑的考古学迷人之处就在这个地方，意志／主义／善的知识／绝对精神／纯粹理性……当然还有“科学”，这一类的抽象概念，都可以这么简单素朴的形式，被供奉起来。阅读跟剖开头盖骨、瞻仰大脑比起来，就显得太隔靴搔痒了。
当然这样的想像是文学性的，对于记忆，我们现在的知识是分散性的，在各突触中间的连结产生了记忆。再进一步想，或许记忆是突触间的传导物交换（的过程），而不是固化成脑的哪一部分的物质形态。
所以，在死亡的那一刻，就好像是《平家物语》里的那句话：“祈园寺的钟响雷同万事成空。”
就像是文学上难以找到什么边疆性的问题一样，科学在某些部位也当然有一样的瓶颈，不过当然是好得太多了。现在的神经科学都退缩到从细胞生物学的层面去寻找新的发现，他们仍然在那边日新月异，在蛋白质与核酸中间，他们不停地找到幽微的曙光。我听到我的研究同仁所属的team上个月又分离出了新的prion分子，对于MCD的研究有重大的推进。
但在结构以及功能的层面上，我们不再会有切割胼胝体就发现左右脑分立的美好时代，语言障碍的研究亦然。当初神经医学开疆拓土的时候，就在失语症的战场上打过了美好的战役。神经语言学中最基本的大脑语言区块，所谓的Broca以及Wernicke区，就是在失语症的脑伤研究中定义出来的，可是后来种种的脑伤的研究，都被质疑病灶跟病症之间的关联，研究已经难以更精确。
另一方面，postmortem的解剖研究，也已经无法满足贪婪的科学界，故脑部造影在相当程度上替我们打开了一扇门，Peterson与St．LouisGroup用PET做了一联串神经语言学研究，成为相关领域最后的大型典范，在那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太精彩的进展。是有不少人，特别是在中文的领域里，进行具有文化独特性的研究，在某一个阶段上取得一些成就，不过也快开发完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钱支持那样的计划，那是属于富有的院所及学阀的天地。
所以当初我选择神经语言学，这让我的教授感到莫大的困扰。我的教授做了一些让步，他选择了一些认知生理学的东西让我来研究，不过还是限于大开大阖的本能性的研究，对于细致的认知历程的相关研究，他完全不鼓励我去做。
他所指定阅读的paper，都是透过fMRI的研究，来讨论依核跟酬赏机制的关系，但我还是想做语言的东西。“如果你坚持，你应该去念认知心理学，而不是留在医学院里。连行为生理学的研究也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大家都在搞基底核或边缘系统。”他半威胁半诱惑地要我就范。
直到我的脑断层图以及初步的检验报告出来以后，他才有所改变。
“你左脑在Brodmann分区四十五、四十六一带有一颗微小而奇特的肿瘤，我们尚不能界定它的性质。而很特别的是，目前好像对你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伤害。”我的教授说，好像发音障碍及妄想并不算什么严重的事。“不过我们会再进一步做更仔细的研究。”他很高兴，倒不是因为我可能快要死于脑瘤，而是我的病症如果是真的，对他而言将是一个极有发表价值的case。
不过他又说了：“关于你带有色情性质妄想的部分，却又不是传统上该脑区脑伤的病症。这一部分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价值打折扣。”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第二音节（4）
其实性的认知机能也是极幽微的，我们除了粗浅地知道下视丘与荷尔蒙分泌及性本能的关系以外，我们并不知道些什么。像我这样繁复的色情妄想，应该是某些高阶的功能的异变。
我想说：“或（许）我看到事物隐而不显的本质。”可是显然这样讲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无论能不能做出有意义的病理推论，你的病灶都很干净而集中，我们至少可以当作一种新病来发表。”
这表示他可以申请一笔科学或是厚生部门的高额研究预算，我原本一直想争取的经费也有着落了。首先就取决于一个以fMRI进行大量研究的构想。
作为研究者，我没有经费申请fMRI做研究，但沦为受试对象以后，则有机会亲炙，不能不说是个人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讽刺。教授对我说，只要能处理同时作为受试与研究者的伦理问题，就不但可以成为我的毕业论文，且在期刊发表时我也可以挂名第二研究者，而基于对我身为病患的体谅，相关的研究工作则可大量地移交研究室的后辈及以薪资雇用而来的助理，简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