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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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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无从追踪,今天就不追;把画卷起,暂时放到一边。可是,人又像陷进了果酱缸,在甜津津黏答答稠兮兮的烂糊糊里旋转;我竭力冷静思绪,想:事情真的是有些复杂。若用抽丝来形容其“复杂”,应该从哪个线头开始?一座直到近几年才有中国人出入的法国乡下老庄园,一代又一代地住着些从没到东方旅行过的法国人……怎么会有这样一幅画?怎么会?    
    偏偏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就是那些难以有结果的事情,才富有勾人追寻究竟的魅力;越不想给自己提问题添麻烦,越是舍不得放下。    
    不由自主,我开始“剥茧”。    
    有人建议:先推测是谁个人把画带进来的吧——我看,从你终于愿意考虑搬家时说起吧。    
    搬家?这是个我还没有认真去想的问题。老柏不着急,并没有要我马上决定搬不搬;反正有的是时间,那边的房子还在装修。    
    装修,他们一早就计划我搬去住了,却担心我这华族会有忌讳,不肯入住前房客刚刚亡故、遗物尚待清理的房间……于是,他们兀自埋头计划、实施,彻底地撕下墙纸,铲去旧漆,拆除一些柜架等;要做的事太多,从去年圣诞节前,老柏决定打开蜘蛛的门锁的那一天开始,八个多月了,装修工作仍在进行。阿蓝面无表情地说:希望今年秋天可以完工。    
    对于秋天能不能完工这件事,我的兴趣不大。老实说,当我第一次踏进这个顶楼房间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下一任房客很可能是我。    
    我?我住在省城已有四五年了,小巧玲珑的公寓,还有个可以种花植草的露台,蛮舒服的;离老柏这座古老大屋并不远,开车无需二十分钟的路程。    
    至于老柏的古老大屋,的确古老,法语叫做Lemanoir,译成中文,就是“庄园”或者“小古堡”的意思;始建于十五世纪,至今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大大的四合院座落在树林中间,南西北三面是石砌楼,东面是镶着大铁门的石墙,外加两座尖顶、一座圆顶的塔楼;法式中世纪建筑物,老柏不知是第十七还是十八任堡主。他一家五口,只有三个留在大屋里,大大小小十几二十间房,有的常年空置,有的长租给人。直到去年为止,住得最久的租客不知是阿蓝,还是被我背后称做“蜘蛛”的顶楼房客。    
    谁个把画带进来……先讲讲与画关系不大,但又有些儿干系的阿蓝。    
    原本,阿蓝一家三口住在尖顶塔楼旁边的西楼第二层;名义上是租客,其实代理管家,和老柏的关系良好。    
    非常惨痛的是,阿蓝的太太和女儿在一次车祸中同告身亡……其后他开始酗酒。直到有位弹奏竖琴的女子搬来跟他同住,成了他的第二任太太,俊朗的阿蓝才渐渐恢复昔日的潇洒模样。去年秋天,听说阿蓝和他的竖琴家吵架,阿蓝怒冲冲地带着他的宝贝黑狗搬到旅行车里去住了。我这几次去,总见他在树林里跟露营客喝酒,高声说大声笑;竖琴家兀自在大院里莳花弄草,怡然自乐。也不知道他们吵架的事是真是假,当然不会八八卦卦地去问老柏。只是有一天老柏忽地长叹道,阿蓝这家伙昨晚醉酒撞坏了车,好在人没事……我才醒悟,阿蓝和竖琴家之间可能是有点小麻烦。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重组这幅画的故事(2)

    我要说的是,顶楼房间装修了八个多月还没搞妥,与阿蓝这位代理管家的家事、心情自有密切关联;这是另一个故事,且搁在一边不去讲他。回到顶楼房间这边来,起码顶楼房间与画有直接的关联。    
    发现画的那天,正是阿蓝、艾娜有事要到三楼找老柏的时候,阿蓝有意无意地问我,去不去看看顶楼房间?我便跟着他俩上楼了。这幅画就在二楼楼梯口暗幽幽的墙脚堆放的脏乎乎的垃圾里,当然不会有人理会在那清理出来的废弃物里,竟会有东西在发光。    
    老柏家的顶楼,就是二楼上面的那一层。按照中国人的叫法,应是用来堆放杂物的阁子,即歇山式屋顶下面的那一层;一般中式建筑不会再加设天棚,法式建筑则尽量利用空间,这一层多半用来做睡房,嵌一幅天花板在屋顶斜坡面的上方,    
    也就是说,人躺在床上,看见的天花板中间平整,两边斜斜的,像是覆下的船底,随时都会塌下来那样,感觉并不舒服。说句悄悄话——这便是我不想入住大屋的主要原因。每次来探访老柏,我都住在不属于主建筑的一座两层高的小楼里,完全没有留意顶楼房间的住客是否轻松愉快。    
    老柏知道我在废物堆里发现了这幅画,眼睛都不眨,就把画送给了我。并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幅画,画的主人……不会是他的父母,更不会是他的祖父母。他笑:因为他们只爱马。嗯,养马骑马赛马遛马,转眼就是一辈子。    
    我再继续问多一点,他们可能去过巴黎或欧洲某些个国家?    
    老柏耸耸肩,用肯定的语气说:他们绝对没有去过东方诸国!    
    说完,他转脸看看我,语气急转温柔,笑道:这堆垃圾至少牵涉到三个人。    
    三个人?把他们的名单写在纸上。排在前面的是女管家。    
    女管家是上上个世纪的人,她大约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属老柏祖父的年代,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世时,她住在南楼第二层主人房的隔壁。这是位得宠有势的女管家,很得主人家宠爱,亡故之后,她的房间大门一直紧闭,据说一直没有打开过。    
    另一位是已故的厨娘。顶楼有四个大房间,厨娘住在蜘蛛隔壁,她是老柏的父亲雇用的长工,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病故,似是出生在十九世纪末。老柏说,记忆中,这位值得尊敬的女士一生人都留在Lemanoir,很少去外地(包括巴黎)旅行。    
    至于蜘蛛,我没问老柏他是几时入住的,想来应该比阿蓝更早。记得老柏说过,这是个有钱的傻仔,脑袋瓜里有病,他的老爹身故前已预立遗嘱,把他交给一家律师所——蜘蛛一生人所有的开销都由指定的律师支付。我在树林里散步时远距离地见过他,因为不是擦肩而过,猜不出他的年龄;只看见他瘦瘦高高,好像戴着眼镜。直到知道他头一次出门就死在安哥拉以后,随口问了问老柏,才晓得他已有五十多岁了,在Lemanoir住了近四十年,同女管家、厨娘一样,往昔不曾离开过Lemanoir。    
    关于蜘蛛的死,我写成了一篇小说。不过,当时还没有发现这幅画。    
    正因为蜘蛛死了,顶楼没有了住客,老柏才计划重新装修,希望我是新住客,住得满意,索性把女管家、厨娘她俩门锁生锈的房间一并清理。法国人做事,要么不干,干起来头脑清晰、有条有理;惟夏天到了,工人们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逍遥度假去,就算爷娘老子中了暑,也不关己事;真真个是“孜孜、游游”。所以,要装修一年也算蛮快的。    
    往下推想,顶楼房间的住客蜘蛛并没有离开过Lemanoir。这一点很重要。    
    这次,我可不是写小说了,一笔一划地在“蜘蛛”两个字的后面写道:他住进Lemanoir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一个连巴黎也没有去过的精神病人,与中国民间版画应该划不上等号;剩下的只有女管家和厨娘了。这关乎版画西行的年代。    
    携画返回我在城里的住所,高高挂起。    
    先欣赏一番(啊啊真好,我的画!)再量全幅尺寸。六十一乘一百四十三公分,可算作“中堂”。    
    量画蕊。画蕊边上有徒手画上去的线框,五十四乘一百一十九厘米。用稍粗的厚纸托裱。上面系了根细细的绳供挂画用,底部以直径逾寸的竹管为轴。上下无题无款也无任何识记。天位十四点五厘米,地位九点五厘米。左右不一,分别是三和四厘米。制作工艺粗糙,显然是中国人做给中国人用的廉价商品,过年前在街头摆卖的那种;但画面清丽精致,生动得像工笔画。    
    像工笔画,当然绝无可能是工笔画!画版事先刻好印下的版线并没有完全遮去,许多地方并不按线版的指示落笔,如马蹄、马尾、红缨子,浅黑色的墨线历历在目。    
    明显的四川民间版画印染方式——先在纸面涂上一层粉,再敷上泥黄底色,之后才印上底版线条;这是第一道基本工序。其后才正式上色。常用明艳的大红、鹦哥绿、钴蓝、明黄、茄紫等色,颜料富质感,人物描绘相当精细,眉眼胡须衣褶纹理,直是一根根一笔笔精描细染而成。十一年前,画家彦斌带我去探访年已九十四岁的邱婆,她使用的颜料和上色方法,至今记忆深刻。    
    但是,仅用现有的绵竹年画资料,去印证这幅画是否绵竹出品,路径就比较崎岖;光是采用整出戏曲故事为题材刻下的画版这一点,就难以比较。不管是与否,还是用心看画吧!或许正是四川人都熟悉的三国故事,除了士兵手持的盾牌上面有个“力”字,画面上竟没再写任何文字。    
    您瞧,光按上面所说的这些,就推断画的产地是四川,这是有点笼统。四川,四川什么地方?绵竹?夹江?梁平?画面也让人甚为犹疑——绵竹年画以斗方为多,即使是戏曲年画,也是剪一幅情节为画面;如《连环计》《破镜重圆》《白象山》等故事中的一个场景。而整出故事集中在一幅画面上的,似有之字形排列的非戏曲故事《老鼠嫁女》,其他……几乎都记不起有何个例了。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重组这幅画的故事(3)

    继续细看画面,似可分割为三截,成气韵流畅的之字形排列。手摇羽扇的诸葛亮,带领大队人马藏身山中,观望下面的兵将厮杀;身穿红、绿、紫色短襦,系紧腰带的十二名士兵,分成两派,追方六兵手持刀执“力”字盾牌,斗志昂扬;退方六卒有的用盾牌挡头,有的斜拿着刀,有的拖盾曳旗,眼睛回望着追兵作逃走状。追方三将、退方两将,同样穿着红绿紫袍,分骑红白栗色战马;两人在以剑斧鏖战,另一人作刺回马枪状抵挡两名分持宝刀、长枪的骑将。画面上共有二十位人物,各有各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生动而鲜活……很像戏曲故事《天水关》。粉白色脸面无毛无须的那员大将,应是赵云,他和有八字翘胡子加嘴下小髭加兜腮虬须的马岱和魏延,追打兜腮虬须加嘴下小髭加八字翘胡的马遵和姜维;人物都没有画面谱和扎靠。左手捋髯的诸葛亮(画得好似知道今次赚头不小的商家佬),微微带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还有,画面人物的装束——尤其是士兵,头戴缀有红缨的盔帽,脚穿粉底靴,与明代士兵装束相似。至于五名武将和诸葛亮旁边、手持上面插了黑白花翎毛的门枪旗的中军所戴的帽子,也极是别致;兵将们的盔帽,有缀了红绒球的硬扎盔,也有没红绒球的尉迟敬德式四轮扎巾、秦琼式云冠扎巾等。    
    非常有兴趣、有耐心地推测这幅画可能归属过的主人、讲叙的画面,还原或组合有关的故事,我的意思是说,今时能找到的绵竹年画资料里,并没有这么一幅画;而且,它出现在法国远离红尘的Lemanoir黑屋里,至少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或许,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地去猜测、构想出来的故事是(乘机带入我自己的某次经历):在洋人可以进出中国的十九世纪,圆明园还没有被火烧,老柏家的Lemanoir第十五抑或十六任堡主的管家或厨娘——的某位亲友,辗转去了东方,到了中国,步进了四川盆地。适逢腊月岁前的农闲时节,售卖年货的墟场挤满赶集的人,其中也包括这位“亲友”。他走进了书画长廊,(就像二十世纪末,我去到四川成都,走在锦江宾馆外面的人行道上,那里已经是著名的画市)专注地仰高下巴,在随风飘摇的彩画花纸中(我发现了一个手绘“梁山好汉一百○八将”长卷),他发现了这幅没有上下题款的年画(我爱的那幅“一百○八将”也没有任何文字),经过指点比划的艰辛过程,他成了这幅画的主人(我快乐地成为“一百○八将”的主人)。卷好包好带回法国,变成了礼物,(我却舍不得送给人,总是心思思地兀自盘算:几时去骚扰我那位幽居在西贡的书法家朋友,请他为好汉们逐一正名)来到老柏家的Lemanoir……    
    重组故事是虚构,这样虚构也没有什么不好;法国人酷爱中国文化,由来已久。我有位住在巴黎的朋友,有空就逛跳蚤市场,成了习惯,顺手买下的“中国文物”不计其数,仅是年画,像“唐伯虎与五美”“二十四节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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