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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忆起南京大屠杀，日本士兵竞相比赛凶狠毒辣为乐，令人发指的劣迹不胜枚举，包括把孕妇肚里的孩子活生生用刺刀挑出，不得不同意阿杰的看法。就逻辑上来说，“偷总比抢好”，虽无法苟同，却不得不承认。
毒气室与烧尸间比邻，毒气室“程序”结束后，立刻送进火炉“销毁”，流水线的“一贯作业”，就安排设计而言，的确十分“方便”。阿杰不忘嘲讽：“德国人做事的确有‘效率’。”
执行杀人任务的士兵军官，和犹太人有深仇大恨？他认识被杀害的犹太人？如果做出任何泯灭人性的事不需要什么深仇大恨，也就是说，人性的沉沦不需要有理由，人还需要大脑？此刻，深深赞同爱因斯坦的说法，有时候“万物之灵”根本和“执行命令的机器”差不多，这点实在令人绝望。
更让我幻灭的是，一个曾诞生了歌德、贝多芬、巴哈的如此优秀的民族，会随一介莽夫的魔杖起舞？“希特勒一个人偏激也罢，为什么那么多德国人心甘情愿盲目跟随这位奥地利狂徒？”
阿杰不愧“德国通”，对这个问题满有研究：“希特勒自幼丧父，饱受身边亲友歧视、侮辱，长期压抑、不得志导致心理不平衡，造成愤世嫉俗的极端意识，这和德国人的命运有些共同点，两相联结，一拍即合。”
“希特勒和德国人的命运有何关系？”我不解。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3）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合约，虽然他们也很惨，但没有人同情，甚至大家认为罪有应得，因为祸首先是他们挑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背这十字架，被大国踩在脚底，又四面受敌，简直尊严扫地，换句话说，就是‘狗急跳墙’。是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重拾他们的自信，迎合当时德国人的需要和心理。别忘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怎么样的政府”，这点我同意。
“所以，当时德国人认定只有希特勒才能带领德国，希特勒的领导地位是无可取代的。”阿杰似乎不赞成希特勒一个人背黑锅。
“你的意思是，仇恨可以让人变成魔鬼？”
阿杰点点头：“你也知道，他们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二次大战导致五千万德国人丧生，家园变废墟。”
甚至直到今天，德国还在为二次大战认错、道歉与赔偿，犹太人仍然无法原谅他们。相形之下，中国人是否健忘得多？而日本政府不肯认错，又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无耻行径，难道不必负责或接受惩罚？一句“公道自在人心”、“以德报怨”就能弭平历史伤痕？我该相信：“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或者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肯定《圣经》上耶稣的话语：“当有人打你右脸，你应该把左脸送上去”？上帝存在吗？真理是什么？它对人类命运以丢骰子决定？我不禁深深迷惑。
我们不再交谈，慢慢踱步走出阴沉的纪念馆。外面依旧风轻云淡、阳光明朗，辽阔无比的空地上，原来房舍早已拆除，仅留下一排作为参观展示用；跟我们一起上车的德国中学生聚在一角抽烟、聊天，阿杰看了他们一眼，感叹：“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不了解，二次大战不是已经结束六十多年，为什么德国人还得继续承担纳粹党徒的罪名，他们哪里知道，人是健忘的，前车之鉴如果不随时警惕在心，历史是很容易重演。”
午后游人不多，偌大的广场更显空旷，宁静中透露着孤寂与凄凉，偶尔传来几声鸟鸣，一阵风扫过，卷起落叶碎石，发出轻轻呜咽声回荡不去，似在哭泣控诉，为当年的悲惨，发出不平之鸣。几十万在大豪惨死的人命，无数受苦受难的灵魂是否已得永恒的安息？
历史会重演吗？今天世界上战争仍不止息，仇恨酝酿的苦酒，似乎继续发酵，带给人类永不止息的灾难。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1）
夜读杂抄
痖弦（加拿大）
个性
成功的作品是作者全人格的投影。作品的魅力，来自人格的魅力；作品的光辉，来自人格的光辉。
而人格的完成有赖于个性的执著，人格是个性的。
诗人执著于他的个性，使其向偏方向、终极处发展，诗人便完成了他作品的人格。
冯废名的孤绝苦涩，卞之琳的轻盈俊逸，孙大雨的雄放，李金发的险怪，都各走其偏；偏到了尽头，偏到了终极，于是便呈现了人格的精神。如作者是一位“中庸”论者，那也得极端地“偏”于中，偏到了中的“尽头”。偏到了中的“终极”，同样，人格凸现了。
绝对个性的发展中有人，人中有诗。
性别
天才是无性的。
宏伟的文学头脑常常是半雄半雌结合。纯男性或纯女性的头脑，每每缺乏较高的创造力。
在杰出作家的人格显影里，一定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
有生理上的性别；也有艺术上的性别。
有男性的女作家；也有女性的男作家。
关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考证：
英国小说家伍尔芙（VirginiaWoolf，1881～1941）为此还特别举出文学史上的人物为例，说莎士比是半雌半雄的；济慈、雪莱也许是无性的；密尔顿和班？江森男性成分稍微多一点；华滋华斯和托尔斯泰也是男性因子较强；而王尔德则全是女性的。
福楼拜有一次对人说：“包法利夫人是我！”这部小说事实上是女性福楼拜的自剖。
乔治桑也是雌雄两面，男性的乔治和女性的奥洛亚（她的本名）。她不全是温柔的；当她高喊“麦束是人民的枕头”的时候，她是一个不穿裙子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伍尔芙说：“每个作家，一定使他的雌雄两性先成婚，一定要躺下来让他的脑子在黑暗里庆祝它的婚礼”，然后，文学诞生了。
在中国，论者从未以这种观点归纳过我们的作家。当然你也可以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是男性的稼轩，“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是女性的李白，而读完长诗《衣钵》和《吴凤》，你会发觉：以婉约见称的郑愁予和杨牧，他们竟也是半雄半雌的！
附记：近读康白情的诗话和伍尔芙女士谈妇女写作的散文，使自己的一些思想片断，得到了印证与延伸。
语言
治语言像治田，经过长年累月的耕用，会使土壤疲乏，庄稼歉收；要想继续保持肥沃（创新），必须往更深处去翻掘。
在生活的上层下面，各种语言在跃动着：
有些语言光滑，润泽，像矿物。
有些语言饱含汁液，像植物。
有些语言有生命，像动物。
而最美丽最有力量的语言是有灵魂的语言，它，属于以上三界。
每一分钟，新的语言在诞生；
每一分钟，旧的语言在死去。
抱起那刚落地的新语言的娃娃；
设法使垂死的旧语言再生。
还不是技巧的问题：街角流浪歌人的歌唱得最坏，然而却能感动人，因为，他歌里有生之真诚。
还不是修辞学的问题：“我们去看海”与“让海看我们”，“老是人生之冬”与“冬是一年之老”一类的词性换位，只是简陋的文字游戏，人人可以得而炮制。
应该是思想的问题。语言的深度就是思想的深度；深度的语言，其本身就是思想。
应该是作家人格要求的问题：认识上的语言是真；意志活动上的语言是善；感情生活上的语言是美。
形式
法国作家纪德（AndrcGidc）在论古典主义时说：“古典主义的美点是‘质朴’，浪漫主义则始终带有骄傲和炫惑。完善的古典主义绝不含有个人的禁止，但含有个人的服从，个人的隶属；字在句中隶属，句在页中隶属，页在书中隶属。”
这话说明了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作家对形式态度的异同。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上，形式（语言和文体）问题，仍然是一个作家要思考而且必得娴熟的课程。
最多的言语常常只具有最少的含义；有效的言语并非止于言辞以内（言有尽），而是从言辞以外去探索（意无穷）。从情绪过渡到言语，用言语来启示思想，自然是掌握形式的途径，但言语绝不能越过情绪和思想，成为一大堆空洞的余响。语言是传达情感思想的介质，是手段的外延关系，而非本质和内涵。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2）
形式论者常常说艺术的伟大是因为形式的伟大，那只是单方面谈到形式重要时的一种强调语气，并非意味着形式可以决定一切。过分地依赖形式、溺爱形式，甚至玩弄形式，会使一件作品的内在与外在互相分离，互相孤立，照中国古人说法是以词害意，文胜于质。
浪漫主义是放任形式的豪奢者，写实和自然主义是形式的反动者，二者都似乎未能找到表达的均衡点。只有古典主义，依纪德的立场看，特别是法国的古典主义（纪德说法兰西是古典主义的祖国及其后逃亡之处），为我们树立了形式运用的典范。
优秀的古典主义，永远以有限词语而表达无限内涵，它是一种简洁、质朴、内持、懂得制约和滤清的艺术。这种艺术，在欧洲曾经跟浪漫主义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靠着这种斗争而诞生。至于写实和自然主义，在与浪漫对立的角度上，他只是一种古典的精神的再现和回归。
“美是真，而真是美”（济慈语）。前句指的是形式，后句指的是内容，但极致、绝对的美总给人以颓废的感觉，历来文学论著对于形式主义的声讨，大概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附记：近读纪德的《论古典主义》和评论家茹拜（Joubert）的《思维录》，反复玩味，爱不忍释；通过了自己对语言的思考，把其中的精义记在这里。
形象
有一次以画芭蕾舞知名的法国大画家特嘉（Dagas）问好友诗人马拉美（Mallarmc）说，他有许多美丽精彩的“观念”，很想写成诗，但拙于表达，难以成篇。马拉美回答特嘉说，写诗不用“观念”啊。
马拉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观念根本不属于诗的范畴，是属于思想的范畴。观念可以造成柏拉图、康德和爱因斯坦，但却无法造成诗人；思想家不是诗人，虽然诗人一定得有思想。
从观念到诗的演化是一种美学上的逻辑程序，也即形象（Image）诞生的程序。观念的内容只说明一个人对生命推理的深度，形象的内容却可说明他对生命感觉的深度。推理的直陈不等于诗，感性的演义才是诗。
诗的魅力来自形象的魅力。它给予一首诗“音”、“色”、“形”、“动作”和“表情”，它使一首诗站立起来成为生命最具体生动的象征。
伦理的、美学价值的完成是判断形象运作的标准；诗人是否圆满地完成对社会的美之服务，那要看诗人有没有在形象中完成了诗。
让我们从这个认识里出发。
语字
如果说罗丹（Rodin）作品的全部奥秘来自石头，那么诗人诗作的全部奥秘来自语字。
老年的歌德（Gocthc）有一次对人发出这样的感喟，他说他要是能够更精确、切要地抓牢语字，也许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如此的喟叹自然是一代文豪的虚心，但恐怕也是由衷之言。
事实上作家一生的最大战斗便是与形式的战斗。对文学来说，形式中首要的条件乃是语字；因此，作家一生的最大战斗便是与语字的战斗。
生命是诗的原形质，而语字，却是体现这一原形质的惟一媒介。没有语字，就没有诗；如像没有生命就没有诗一样。
主题思想的具体化，人性内涵的典型化，社会殊相的共相化，客观存在的综合化，都要通过语字此一“工具”才能体现出来。
语字是一种工具，而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工具必须与诗人（使用